满清十(清朝的六部都是哪六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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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-12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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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满清十,清朝的六部都是哪六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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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清代六部的概况在清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中,以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为最重要。六部的名称及其大体职掌,基本上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,不过在涉及官员设置和某些权限方面,还是颇有变通的。
清代六部的设置可追溯到关外时期。金天聪五年(1631年)七月,皇太极出于提高汗权、削弱诸王权势的需要,在先前建立文馆的基础上,又“爰定官制,设立六部”。新设立的六部都派1名贝勒主持,又置满、蒙古、汉承政、参议、启心郎、笔帖式等职。承政一般是满2人,蒙古及汉各1人,只刑部有汉承政2人,大概是为了适应对众多汉人刑事审判的需要。
参政每部8人,可工部却分别设满洲参政8员,蒙古参政2员,汉参政2员。启心郎也就是翻译官。当初,“满大臣不解汉语,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,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”。不过工部置有满洲启心郎1员,汉启心郎2员。至于具体办事的笔帖式,视需要而定,无确定名额。
崇德三年(1638年)七月,因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,决定各部只设满洲承政1人,作为主管官。以下有左参政2人,右参政3至4人,理事4至10人,副理事6至16人,启心郎满、蒙、汉各1人,额哲库(主事)2人。
在此前后,皇太极还建立了参加议奏、会审案件、稽察衙门、监察考试和有权劾奏诸王大臣不法事的都察院,以及管理内外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(崇德三年改理藩院)。它们和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,合称三院八衙门,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。
清统治者入关后,因情况发生变化,原在关外设置的那套中央政府机构,亦必须作相应的调整。顺治元年(1644年),清廷在停罢诸王、贝勒主持部务的同时,还改承政为尚书,参政为侍郎,理事官为郎中,副理事官为员外郎,额哲库为主事,以便与明朝的称谓大致相适应。
关于由诸王、贝勒兼理部务事,中间曾有过反复。直至雍正元年(1723年),又确立了以大学士管理部务的体制。诸王、贝勒兼理部务和大学士管理部务,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,前者以八旗组织肇建时,各旗贝勒或王因拥有本旗实力,得以分享政治权利,与皇帝要求集权的意志是相违背的。大学士则不同,他们是直接听命于皇帝、为皇帝办事的官员,让大学士掌管各部,乃是加强协调、控制诸部的一种手段,表明皇权势力的膨胀。
清代的六部组织情况,自康熙以后逐渐趋于定型。设尚书满汉各1人,左侍郎和右侍郎均满汉各1人。尚书和侍郎统被列为堂官。以下根据职司的繁简,设置多少不等的司、处、房、厅、所、馆。司以下有科,还有些其它附属机构。其设官,各部有堂主事2到6人不等,郎中10余人到30余人不等,员外郎10余人到70余人不等,主事7-8人至30余人不等,还有司务、笔帖式、额外郎中、七品小京官等职。各个官缺,宗室、满、蒙、汉军和汉人,都有一定的比例。
由于关外东北地区是清龙兴之地,所以当他们把都城由天眷盛京(沈阳)迁到北京以后,也仿依明朝将南京作为陪都之例,设盛京五部。顺治十五年(1658年),首先设立礼部,第二年又设户部和工部,康熙元年(1662年)设刑部,三十年(1691年)再设兵部。“其未设吏部者,以其地官员无多,自由京中铨选,故不备”。
盛京五部的最高长官是侍郎,以下亦有堂主事、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笔帖式等职。为适应管理的需要,户部有管理银库、内仓的司库、正副监督和经理旗民庄田的管庄六品官;礼部有为祭奠陵寝等活动而配备的读祝官、赞礼郎;兵部有驿站正副监督等。京师与盛京,路途遥远,不易监督。雍正三年(1725年)规定,每年由朝廷派御史1名,前往稽察。八年(1730年)又设尚书1名,总管五部,但随即裁撤,稽察也改为3年1次,嘉庆时亦告停罢。
人们曾以六部职能,形容为“富贵贫贱威武”六宁,即“吏贵”、“户富”、“兵武”、“刑威”,此外,“工部专管工程,职务猥琐,以天下贱工之”。至于“礼部为贫”,则另有说法,原因是“京官廉俸极薄”,“所赖以挹注者,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、饭食银,堂司均分,稍资津贴耳”。礼部所得至少,“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余金,侍郎一年八百余金而已,此其所谓贫也”。以上虽是戏谑的俗传,但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人对六部的看法。
二、六部具体情况及执掌1、吏部
吏部古代为“天官”,为“家宰”,魏、晋以后,以迄元、明,都叫“吏部”。清朝的吏部,是天聪五年((1631)沿袭明制所设六部的第一个部。以“贝勒”(亲王、郡王)一人总理部务,以下设满、蒙、汉承政三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全国文职官任免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七月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四人,副理事官六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,停贝勒总理部务之例,改承政为尚书,秦政为侍郎(都无定员),理事官为郎中(满四人、汉二人)副理事官为员外郎(满八人、汉六人),额哲库为主事((满、汉九人)启心郎未改(至顺治十五年裁)。顺治五年(1648),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仍令亲王、郡王兼管部务。十五年(1658)定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。雍正元年(1723)以后,常以大学士兼管部务。以下各官,历有增减。
以后,根据《历代职官表》卷五及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十九规定其名额为,尚书满、汉各一人(其品级初定满员一品,汉员二品。顺治十六年(1659)都改为二品。康熙六年(1667)复改为满员一品。九年都定为正二品。雍正八年(1730),升为从一品(各部同)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(正二品,各部同)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一人,郎中满九人,蒙一人,汉五人。
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八人,蒙一人,汉六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满四人,蒙一人,汉七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二人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五十七人,蒙四人,汉军(编入八旗之汉人)十二人,经承八十一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七品小京官,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二百二十四人。
吏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文职官的任免政令,制定京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名额,或由吏部铨选,或由地方官报部任用。并按规制铨叙品秩,考功过,以定升降、赏罚。尚书总理部务,侍郎为辅,下设文选、考功、稽勋、验封四司及清档房、本房、司务厅、督懂所、当月处等单位,分掌本部事务。
吏部的职掌,犹如今日管理人事机关。但实质上则大有不同。在当时封建制度统治之下,用人行政均操之于皇帝。地方中、下级职官之任免,则操之于总督、巡抚等大员。吏部只是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,所以吏部虽班列六部之首,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用。到宣统三年(1911)四月,改组内阁,设铨叙、制诰等局,吏部遂裁撤。
2、户部
户部古代为“地官”、“大司徒”,或为“大司农”。唐、宋以后,即为户部。清朝的户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二个部。
以“贝勒”((亲王或那王)一人总理部务。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全国的户籍与财政经济事务。崇德三年(1638)七月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四人,理事官十人,副理事官十六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,设满洲尚书,无定员。以下设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郎中满二十二人,蒙古四人,汉军二人,员外郎满三十九人,蒙古五人,汉军六人,堂主事满四人,汉军二人,司主事十四人,满司库九人,汉司务二人,这时户部的职官除尚书无定员外,总人数是一百十一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规定,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,九年停,雍正元年(1723)以来,亲王及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不常置。以下各官,历有增减。
以后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十九及《历代职官表》卷六规定,其名额为:尚书满、汉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二人。郎中宗室一人,满十七人,蒙古一人,汉十四人。员外郎宗室二人,满五十六人,汉十四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蒙古一人,满、汉各十四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二十人,均满员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洲一百人,蒙古四人,汉军十六人。经承一百〇六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户部总人数是三百六十二人。
户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疆土、田亩、户口、财谷之政令。全国疆土,分为直隶、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四川、西藏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内外蒙古等二十七个省区。府尹(直隶顺天府与盛京奉天府)与总督、巡抚所辖,有府、厅,州、县,将军、大臣所辖,有城,各治其所辖之地。
各省户口,分民户、军户、匠(工)户、灶(盐场)户、渔户、回户、番(藏)户、羌户、苗户、瑶户、黎户、夷户等。各省察其户数人数,每年报部一次。
全国田地,分民田(民之恒产)、更名地(明代分给各藩之地,编入所在州县,给民耕种,叫更名地)、屯田(军人所种)、灶地(盐田)、旗地(八旗人所种之地)、庄田(内务府征粮之地)、恩赏地(原八旗马厂之地改给民种)、牧地(马厂召种征租之地)、盐地(原为苑马监之地改给民人垦种)、公田(基地、园地、养廉地与给壮丁耕种之地)、学田(所收钱粮充儒学公费)、艱田、芦田(滨江随时坍涨之地),都丈量顷亩之数,报部注册。
征收的赋税,有地赋、丁赋(按人丁征税)、杂赋、盐课、参课、茶课、关税、厘金(咸丰间增加的内地货物通过税)等,分别定期报部缴纳。岁出经费,有俸饷及典礼、修缮、织造、采办等费。各处动支,分别按定制报销。此外各地方之库储(钱)、仓储(粮)等事,都要按期报部查核。
户部职掌政务,由所属十四个清吏司及井田科、八旗俸饷处、现审处、饭银处、捐纳房、内仓等处分别掌理。行政方面,设有南北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监印处,分掌文移档案等事。
3、礼部
礼部古代为“春官”、‘“大宗伯”,隋、唐以后,即为礼部。清朝的礼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三个部。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,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典礼事务与学校、科举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四人,副理事官七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。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满郎中四人,汉军郎中八人,满员外郎六人,汉军员外郎五人,满堂主事三人,汉堂主事一人,司主事四人,蒙古章京二人,汉司务二人。五年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雍正元年(1723)以后,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不常置。
以下各官,历年多有增减。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一九及《历代职官表》卷九规定,其.
职官名额为: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,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三人,汉军一人,司务厅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各司局郎中满六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九人,蒙古一人,汉三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满三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大使汉一人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三十四人,蒙古二人,汉军四人。堂子尉八人。并有堂书十人,儒士二十人,经承四十九人,协助办事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一百四十五人,为户部人数的三分之一多一些。
礼部初设有满宣表官四人,后减二人,以后并入太常寺。
礼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国家祀典、庆典、军礼、丧礼,接待外宾与学校、科举等事。祀典包括祭天地、神祗、太庙、陵寝、历代帝王、先圣先贤、忠烈名臣等,都叫做“吉礼”。庆典包括登极、传位、亲政、婚嫁、庆寿、册封、颁诏、筵燕(通“宴”)等,都叫做“嘉礼”。军礼包括大阅、亲征、命将、纳降、凯旋、献俘、日月食救护等礼。
丧礼包括帝后“大事”(帝后丧葬事)、妃嫔、皇子、亲王等丧,都叫做“凶礼”。接待外宾,包括“朝贡”、敕封、官员相见、师弟相见等礼,都叫做“宾礼”。学校有府学、州学、县学,分别考取童生入学。各设学官管理,府为“教授”,州为“学正”,县为“教谕”,各设“训导”为辅。
各省管教育的长官为“学政”,三年一任。周历各府州考试学员等第,叫做“岁试”。预试将应乡试生员,叫做“科试”。在封建时代,学校与科举有密切关联。在学校阶段的“科试”,即是作“乡试”之准备。在省城考为“乡试”。在京师考为“会试”。在皇宫内“保和殿”考,由皇帝亲定甲第,为“殿试”。乡试考中的为“举人”,会试考中的为“贡士”,殿试考中的为“进士”。(殿试后,皇帝再亲试一次,然后引见,名为“朝考”)。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之预选考官及预定考取名额等事,都由礼部奏办。
礼部内部组织,有仪制、祠祭、主客、精膳四个清吏词,铸印局、会同四译馆及清档房、汉本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书籍库、板片库、南库、养廉处、地租处等单位。
4、兵部
兵部古代是“夏官”或“大司马”,隋以后即为兵部。清朝的兵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四个部,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,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,掌全国军事及武职官任免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宜十人,副理事官十六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顺治元年(1644),改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郎中满八人、蒙古四人、汉军二人,员外郎满八人、蒙古四人、汉军六人,满堂主事四人,司主事四人,汉军堂主事一人,汉司务二人。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(1651)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次年又停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十一年(1654)另设督捕满左侍郎一人,汉右侍郎一人,掌督捕旗人逃亡之事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裁督捕侍郎缺,所掌事务井入刑部。
雍正元年(1723)以来,以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无常员。
以下职官为:尚书满、汉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军一人。郎中宗室一人,满十一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九人,蒙古一人,汉三人。主事满四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五人,均满员。
笔帖式满六十二人,蒙古八人,汉军八人。堂书八人,经承六十五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及七品小京官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二百二十一人。
兵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军事及武职官的考核任免。全国官兵:有八旗兵和绿营兵。八旗,是按方位分旗色:北方为镶黄、正黄二旗,东方为正白、镶白二旗,西方为正红、镶红二旗,南方为正蓝、镶蓝二旗(以蓝代黑),这是满清的亲军。入关以后,改编汉军,令用绿色旗,因此把汉兵叫做“绿营”。
统领八旗兵的,有将军、都统、副都统、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、领队大臣、城守尉、防守尉、协领、总管、副总管、参领、副参领、佐领、防御、亲军校、护军校、骁骑校等官。所统八旗兵,分别驻防京都及各省。旗兵数目,时有增减,清末时驻在京城内外的,有十二万人,驻防各省的有十万五千人,八旗兵共为二十二万五千人。
统领绿营兵的,有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、外委等官。
绿营的最高组织为“标”。由各省总督统辖的,称“督标”,由巡抚统辖的,称“抚标”,由提督统辖的,称“提标”,由总兵统辖的,称“镇标”((因驻在城镇),由将军统辖的,称“军标”(只四川、新疆有军标),由河道总督统辖的,称“河标”,由漕运总督统辖的,称“漕标”“标”以下设“协”,副将统之。“协”下设“营”,由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分别统之。
“营”下设“汛”,由千总、把总、外委分别统之。以上各“标”“协”“营”“汛”,分布全国各地驻守,井备临时征调。全国绿营兵额,以嘉庆年间兵额最多,有六十六万多人,以后屡经裁减,到光绪间,仅存四十六万二千多人。
兵部所管政务,由所属武选、职方、车驾、武库四个清吏司及会同馆、捷报处分别掌理。行政方面,则设有档房、本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等单位。
兵部本为军事最高机关,但自雍正间设军机处之后,凡用兵大事,由军机处承皇帝意旨直接指挥,兵部已无实权。
5、刑部
刑部古代为“秋官”、“大司寇”,隋、唐以后,即为刑部。清朝的刑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五个部。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。下设满、汉承政各二人,蒙古承政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,掌全国刑罚之政令。
崇德三年(1638)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六人,副理事官八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,停贝勒总理部务,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满郎中六人、汉军郎中四人,满员外郎八人、汉员外郎十二人,满堂主事五人、汉军堂主事一人,满司主事十四人,满司库一人,汉司务二人;所属江南、浙江等十四司,各设汉郎中一人,员外郎一人,主事一人,满笔帖式九十六人、汉军笔帖式十九人,汉司狱四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九年又停止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到雍正十二年(1734)以后,以亲王那王及大学士管理部务,皆特简,无常员。以下各官,历年多有增减。
刑部职官最后名额,定为满、汉尚书各一人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堂主事满五人、汉军一人,满、汉司务二人,缮本笔帖式四十人。所属直隶、奉天等十七个清吏司(详下文)及督捕司、提牢厅、赃罚库等处,共有郎中三十八人,员外郎四十六人,主事三十八人,司狱六人,司库一人,库使二人,笔帖式一百二十四人经承九十八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无定员,除额外人员外,其职官总数是四百零七人,在六部中是职官最多的一个部。
刑部总的职,是掌全国刑罚政令,凡死刑案件,会同都察院、大理寺(名为“三法司”)审拟具题。每年于八月间审办各省所报案件,名为“秋审”。于霜降后审办京内案件,名为“朝审”。
“秋审”“朝审”均会同“九卿”(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左都御史、通政史、大理寺卿为“九卿”)、詹事、科、道(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)各官集议办理。
刑罚分五等:一笞罪(用小竹板打);;二杖罪(用大竹板打);三徒罪(在本省服劳役);四流罪(发遣远方);五死罪(分“绞”与“斩”,斩罪重的有“枭示”,有“凌迟处死”)。
各种法律,也由刑部审定,分名例律(刑名)、史律(职制、公式)、户律(户役、田宅、婚姻、钱债等)、礼律(祭祀、仪制)、兵律(宫卫、军政、邮驿等)、刑律(盗贼、人命、诉讼等)、工律(营造、河防)七类。
全国刑名案件题、咨到部,按省区分十七个司办理。此外,并有督捕司、秋审处、减等处、律例馆、提牢厅、赃罚库、赎罪处、饭银处及清档房、汉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等单位,分掌刑部各项事务。
6、工部
工部古代为“冬官”、“大司空”,隋、唐以后都叫工部。
清朝的工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沿袭明制所设六部的最后一个部。以贝勒(亲王或郡王)一人总理部务,以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满参政八人,蒙、汉参政各三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管理全国工程事务。
崇德三年(1638)改设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九人,副理事官十二人,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,将承政改为尚书(无定员),参政改为侍郎(满、汉左、右侍郎各一人),理事官改为郎中(满、蒙、汉及汉军共十七人),副理事官改为员外郎(满、蒙、汉及汉军共二十五人),额哲库改为主事(堂主事四人,司主事二十一人),启心郎未改(顺治十五年裁),并增设笔帖式一百一十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,九年停。雍正元年(1723)以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兼理部务。
乾隆十年(1745)以大学士兼理部务。自顺治年至光绪初年,各官历有增减。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二〇规定,其尚书,满、汉各一人(都是从一品)。左右侍郎,满、汉各一人(都是正二品)。郎中,满十八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员外郎,宗室一人,满十九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堂主事,满三人,汉军一人。主事,宗室一人,满十一人,蒙古一人,汉八人。司库四人,司匠二人,库使三十一人(以上三职都是满员)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八十五人,蒙古二人,汉军十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人(满员)。经承七十八人。此外,尚有额外郎中,员外郎,主事及七品小京官若干人。除额外人员不计外,工部总人数有三百十七人。
工部总的职掌,是“掌天下造作之政令与其经费”。凡土木兴建工程、水利工程、各项器物制作工程,都由工部管理。在京者,由各衙门报工部勘估兴修。较大的工程(工价过五十两,料价过二百两),要奏报皇帝批准兴修。
工料银过一千两者,要请皇帝另简大臣督修。各省修建工程,工料银在一千两以上者,如有例案可循的,随时咨报工部,年终汇奏一次。其无例案可循的,要先行专折奏准,然后再题报勘估银数,工竣后,再为题销。在京工程,由工部派员承修者,由承修之员造册送部。另派大臣承修者,由承修大臣造册送部。各省则由督抚造册(并有保固印结)送部。各地报送估销之册,统由工部查核备案。
各项工程所用经费,分“定款”、、“筹款”、“借款”、“摊款”四种。指明动用某种款项为“定款”。动拨其他款项交商生息筹备应用的为“筹款”。酌借某种款项,工竣后分限归还为“借款”。由人民摊征的为“摊款”。都按工价、料价及运费分别察核。各项工程之勘估、兴修及报销,都分别规定限期办理。
每年照例兴修的工程为“岁修”,按工程繁简,分为大修、小修。其工费各有定额,如有增加,须先奏准。如有节省或缓修,要照数归款。所报如查有浮冒之处,驳回更正,如仍不能核实造报,则将该管官员奏请议处。
各项工程所用人工,分金工、木工、竹工、藤工、石工、瓦工、土工、丝工、帛工(裁缝)、革工、角工(以牛角制器物)、筋工、纸工、漆工、画工、染工等十六类,每一类各按工序之不同,再行分工,共分五十三种。各种工人作工,都是按日计工。
各项工程,分别规定保固期限,如未到保固期限而倒塌者则令原办官员赔修(按具体负责范围,分独赔、分赔、代赔三种),按银数多少,各定赔款期限,限内不完,情节轻者,将余数再展限完缴,情节重者,则照例奏参议处。
工部内部机构,有营缮、虞衡、都水、电田四清吏司、制造库、节慎库、料估所及管理行政的清档房、汉档房、黄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饭银处等单位。
(正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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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康熙皇帝生擒鳌拜是一个怎样的故事?
引言:凡事要从娃娃抓起嘛,不管黑猫白猫,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娃娃思想单纯,初生牛犊不怕虎,容易控制,容易洗脑,出名要趁早,再许以高官厚禄,愣头小青年们做起事来根本不考虑后果,用现在的话来说:不服就是干。
侍卫就有所不同了,侍卫虽说是皇帝的亲属卫队,但这里面关系错综复杂,清朝的侍卫都是些功勋亲贵子弟,地位很高,侍卫一旦外放就是封疆大吏,像纳兰明珠、索额图早期都是侍卫出生。
康熙继位的时候还是个八岁的小孩子,想想我们八岁的时候还在干嘛呢,而宫廷宿卫,侍卫的排班站岗都是由四位辅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安排,康熙这时候还不能过问。这些侍卫都是亲贵子弟,关系盘根错节,里面就有鳌拜的家族子弟。鳌拜是四位辅政大臣之一,是权臣。侍卫们都会为了自己的前程着想,思想比较复杂,难以驾驭,万一康熙找侍卫们捉拿鳌拜,难免会有人提前走漏风声,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。
事实证明,康熙选小孩子这一举措是相当高明的,鳌拜根本不把小孩子放在眼里,私下里跟人说起康熙,左一个“老三”,右一个“娃娃”,何况这些陪康熙练布库游戏的小孩子,在心理上鳌拜就很轻视康熙和这些小孩子。而康熙正是利用了鳌拜的轻视心理,私下里让这些小孩子勤加苦练,排兵布阵。
鳌拜是武将出身,身经百战,武艺高强,并且战功卓著,哪会把这些黄口小儿放在眼里,他经常当着康熙的面越权行事,康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,心里暗想,迟早除掉你这个老匹夫,正好你轻视,那我就整天玩些小孩子的把戏,继续迷惑你,你只看到了第二层境界,而你把我想到了第一层境界,其实我是在第五层境界,我先静静的看着你装,等时机到了,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。
于是,康熙私下里勤学政务,苦读史书,安排小孩子们练习武艺,表面上仍旧装作一个无知小儿,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小孩子爱玩的天性,继续迷惑鳌拜,等待时机成熟。
康熙八年,少年康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,他此时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了,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,经过事先安排,康熙在武英殿召见鳌拜,鳌拜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的来了,到了殿门口,侍卫让他解下佩剑,鳌拜想想也没什么,解下之后就进去了。
智擒鳌拜的过程设计相当精彩,宫女献茶的杯子是用滚开水煮起的,椅子有一支脚是将断未断的状态。康熙叫宫女献茶,鳌拜欠身接茶,杯子很烫拿不住落地,鳌拜倾身去捡拾,椅子脚断,鳌拜摔倒,康熙高喊:快扶鳌中堂,十几个孩子过来,鳌拜以为是来扶他的,并没有十分在意,没想到,这些少年一拥而上,瞬间鳌拜被七手八脚地按在地上磨擦。
饶是鳌拜武艺高强,但双拳难敌众手,就这样一代权臣鳌拜就此落下帷幕,之后康熙给他定了三十大罪状,但念在他之前有功于清室,并没有处死他,而是终身监禁,鳌拜的后代也得到了善待,后来鳌拜死在了监禁中,至于怎么死的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详细情形,且听我细细道来!
鳌拜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结局顺治“驾崩”之前,传位于皇三子玄烨,但此时的玄烨年龄尚小,于是他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辅佐玄烨。这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: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、遏必隆。特命内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、遏必隆、为辅臣。伊等皆勋旧重臣,朕以腹心寄托,其勉矢忠荩,保翊冲主,佐理政务。布告中外,咸使闻知。
索尼资格最老,地位也最高,德才俱佳,但此时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,似乎有点显的老气了;苏克萨哈原始是多尔衮的亲信,多尔衮倒台后,他反咬一口,说了很多多尔衮的罪行,才保住了地位,此人颇有才具,敢于任事,却又资力太浅众人也不把他看在眼里;遏必隆此人凡事不肯出头,柔过于刚,唯唯诺诺,决不至于生事,但也不愿意揽事;鳌拜此人明决果断,文武双全,战功卓著,但是胆子也很大。
开始的时候鳌拜还有点收敛,但随着索尼越发老去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经常不能上朝,在家里养病,苏克萨哈又出卖过多尔衮,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,遏必隆不惹事也不揽事,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,索尼一不在行,康熙又小,鳌拜俨然成了四位辅政大臣之首,独揽大权,独断专行。
首先他开始了圈地,他以二十年前的圈地中,多尔衮偏向正白旗为借口,便欲趁康熙年幼,索尼病重之机,将被正白旗强换去的好地重新换回,就势再扩大自己的庄园,他连热河八大皇庄的地都敢圈了去,闹的人心惶惶,不得安宁,饥民遍地,这个圈地之法,实在害人不浅,其他人敢怒不敢言。
还有鳌拜借机杀了顺治帝留下的侍卫,这几名侍卫得罪过他,鳌拜找了个借口直接到大内拿人,并且没有报告康熙直接杀了,理由是这几名侍卫擅骑御马,在御苑里使用御用弓箭射鹿,大不敬,是欺君之罪,直接弃市,弃市很很重的刑法,索尼病重,苏克萨哈说话不管用,遏必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鳌拜越来越放肆了。
这还不算完,鳌拜找机会又除掉了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,这期间索尼病死,康熙已经亲政一年,鳌拜仍旧不放权,苏克萨哈看不惯鳌拜的所作所为,请旨去守先帝陵,此举是为了让拉鳌拜下马,同为辅政大臣,他不惜自己的地位,用这种举动主动放权,同时也暗示着你鳌拜也改放权了,康熙长大了,理应总揽全局,你仍然不放权是个什么意思。
鳌拜从不正眼瞧苏克萨哈,此时苏克萨哈倒给他使绊子,鳌拜哪里能忍得,率先发难,以他权臣的身份,联合一帮人给苏克萨哈定罪了,别说罪名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苏克萨哈身为辅政大臣,身受先帝重托,不知仰报天恩,却大肆狂吠,欺蔑主上,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,不尊当今皇上,与谋反无异,理应处斩。
康熙过问此事的时候,鳌拜居然一点面子也不给,甚至当众对康熙很不尊重,身为天子,哪里能忍这些,从此,康熙决心除掉鳌拜。
康熙亲政需要立威,而鳌拜正好是他立威的对象,拿掉权臣鳌拜是康熙亲政办的第一件大事鳌拜的所做所为,令渐渐长大的康熙越来越难以忍受,康熙从六岁起,便开始读《帝王心鉴》,晓得帝王的尊严,不仅要靠天意神意,靠仁义礼智信,还要靠让臣子永远摸不透他的庙谟之深,躬虑之远,越是猜不透的东西便越神秘,越神秘的东西便越是尊贵,这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章法。
康熙还经常读史书,《后汉书》里记载的质帝也是八岁登基,聪颖过人,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,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‘跋扈将军’,被梁氏恨之入骨,暗以毒饼为饵,质帝死于非命。康熙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。
他通过读史思考,想到了办法,韬光养晦等待时机,外作大智若愚之相,内蓄敢死勇士,结纳贤臣,扶植清议,时机一到,诛除鳌拜,只需要几个力士便可以了。
康熙想既然鳌拜视我为无知小儿,何妨将计就计,佯示彼以无知,乘其不备,掩而执之,付有司审明罪条,以律治罪!他想暗中遴选子弟,专门陪自己做小孩游戏,比如打布库游乐嬉戏,鳌拜肯定不会在意这些的。
于是他派亲信慎选人员,宁精勿滥,周密策划,一旦时机成熟,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从速擒拿鳌拜。
行事之前康熙对这些个选的小孩子进行了一番洗脑和许诺。天听自我民听,天视自我民视,贼臣鳌拜专权欺主,擅杀大臣,圈换民地,涂炭生灵,其心奸险,其罪难赦!当今社稷垂危,有被鳌贼篡夺之虞。朕每念及此,五内如焚,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,中夜推枕,绕室煎虑。朕决意托祖宗在天之灵,擒拿鳌贼。列位壮士皆我大清忠贞之臣,望能奋发用命,卫我朝纲,靖我社稷!若有不测,吾敬尔母如朕母,待尔妻如朕妹!
愣头小青年们听的热血沸腾嗷嗷叫着要干掉鳌拜,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。我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!主上请降圣谕,臣等虽赴汤蹈火,也决无反顾!
于是,在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,鳌拜像往常一样正常上朝,请见康熙的时候,被当时还是侍卫的索额图拦住,并要求他解下佩剑。鳌拜想了想没什么不对,交给了索额图,进了殿内,康熙命人看茶,茶是用滚烫的开水泡的,递给鳌拜的瞬间,宫女假装不小心失手,烫的鳌拜跌倒在地,康熙赶紧让人去扶鳌拜,于是从四面八方跑来十几个小青年来“扶”鳌拜,鳌拜乐呵呵的等着来扶,结果愣头小青年们到了跟前,直接七手八脚的按住了鳌拜。
饶是鳌拜英武,但此时年纪也大了,寡不敌众,不一会便被制服了,制服之后,康熙直接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状,当场下入大狱。自此,一代权臣败在了小孩子的手中。
写在最后其实,鳌拜根本没有不臣之心,他没有想过背叛爱新觉罗家族,只是他锋芒太露,妄自尊大,越权行事。康熙少年老成,除掉鳌拜只是彰显了他的手腕,他想要让众臣子真心的服从于他,只能拿权臣鳌拜祭旗,之所以用小孩子,是因为小孩子好控制,听话,能掩人耳目,不那么显眼,而且都是愣头青。其实,拿掉鳌拜只是手段,康熙对鳌拜的后代还是不错的。
3. 满清十大酷刑之一的腰斩是如何被雍正废除的?
何为“腰斩”:顾名思义,就是刽子手用重斧在犯人腰上猛砍一刀,将犯人截成两半。 腰斩最早出现在周朝:周朝的死刑有三种,车裂、斩、杀。其中斩就是腰斩。
“令民为什伍,而相牧司连坐,不告奸者腰斩。”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上》:“季龙志在穷兵,以其国内少马,乃禁蓄私马,匿者腰斩。”《秦并六国平话》卷下:“李斯、李由虽无罪犯,枉受其罪,只得枉招……遂具五刑,论腰斩咸阳市。” 吴晗 《朱元璋传》第七章三:“元璋知道《上梁文》又是高启的手笔,旧恨新罪一并算,把高启腰斩。”
处于腰斩的历史名人:1、李斯:始皇帝去世后,与赵高合谋,伪造遗诏、立胡亥为帝、迫使扶苏自杀。后与赵高争权,被诬告李斯与儿子谋反,被二世腰斩于咸阳闹市。
2、晁错:西汉时期,晁错提倡“重农抑商”政策,提议削藩损坏诸侯利益,诸侯以“诛晁错,清君侧”为名,举兵反叛。为尽快平乱,景帝将晁错腰斩于东市。
3、栾大:汉武帝时的方士,因汉武帝好神仙,栾大以能通神、且能令武帝长生不老为噱头取得武帝信任。后武帝发现栾大的方术大多不验,栾大并不能通神,皇帝的信任换来的是欺骗与失策,还因此耽误了长公主,愤怒的武帝将栾大腰斩。
4、辩机:唐代婺州(今浙江省金华市)人。十五岁出家,师从大总持寺著名的萨婆多部学者道岳。并驻长安西北的金城坊会昌寺。帮助玄奘翻译经文,撰成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。与唐太宗之爱女高阳公主私通,后来高阳公主相赠之金宝神枕失窃,御史庭审之时发案上奏,发现高阳公主与辩机的奸情,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斩。
5、俞鸿图:雍正年间,科考时,他的仆人欲得举子贿赂,与他的妾林氏串通,收受金银帮助他们作弊。雍正十一年河南巡抚王士俊弹劾俞鸿图纳贿营私,雍正帝遣户部侍郎陈树萱查明属实。刽子手执行腰斩,犯人要想快死,必须给钱。但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才得知自己被处以此种酷刑,所以没有准备银两。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,俞鸿图被腰斩后,上半身还能在地上打滚,鲜血满地,他用手指蘸上自己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“惨”字,才痛苦地死去。雍正帝也以此刑残酷至极而下令封刀,腰斩之刑自此废除。
4. 中国古代的票号为什么没有一家发展成现代化的银行?
前言
中国古代钱庄的出现最早的时期是唐朝,当时称为柜坊。到了元朝时期,忽必烈附会汉法,运用汉文人王文统理财,王文统通过结合前人的经验,设置了一套纸币发行模式,由官府直接发行及推广。
到了明朝正统时期,因大明宝钞过度贬值,同时白银在民间同行,明朝开始进行了货币改革,借鉴了元朝王文统的一些措施,设立了钱铺。明末,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,不仅经营兑换,还办放款,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,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,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。此外,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、钱米铺等,在农村相当活跃。
清朝时期,以八大皇商为首的晋商作为基础,继承了明朝时期的钱庄生意,改变了明朝时期钱庄是由政府和私人合作的模式,进入到私有化进程。并随着钱庄的发展、家数增多,清朝时期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。同时通过发展形成了一种多功能商业资本运行模式的旧式信用机构。
事实上,晋商的票号,已经具备的现代银行的雏形,它的衰败更多是因为清朝的衰落所致使的。
为什么山西票号无法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银行?原因很多,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点:
一、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纷争。
权与钱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体的,不管是古今中外。欧洲的银行业发展其实也有过一段时间的集权国有化现象,只是在大航海时代时,私有化、股份化的机制打败了以西班牙、葡萄牙的集权国有化。
清朝入关后,给予了在战争时期支援满清的晋商于皇商的称号的同时,也允许了晋商成为蒙古、新疆区域的为数不多的汉商贸易特权。这使得晋商获得了较好的商业氛围,到了晚晴时期,晋商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团,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私有化的票号。
可是这个商业集团的基础是在清政府的允许之下所运行的,同时作为资本市场,山西票号也不可避免成为某个官员或某个集团中的一员,形成了典型的官商结合体。也就构成了后来纠缠不清的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。
票号在政治或战争时期,必须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该集团或该官员之中,形成了大范围的亏空现象。最终大部分的山西票号都死在集团的衰败之后。
而西方的银行业,商人和权贵的结合,商人并非是附庸者,有时候还是决策的推动者,因此商人下的银行业不会因为权贵的某项决定而投入全部资金,或者是将风险分摊化(债券)。故哪怕是荷兰的银行业,也不会因为国家的战败而崩盘。
二、山西票号的过度私有化。
山西票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其内部成员,哪怕是实习生,也都必须出自于山西人,甚至最好是那几个县城之内的人。
这使得不管是权贵在内,或是最高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对这个庞然的金钱帝国起戒心。
而西方的银行业,由于早期的资金和国家或权贵的规模过小的问题,致使了西方的银行业在私有化进程之中选择了股份制度,在不经意之间避免了因其金钱的过于强大,而遭受集权主义的打压。
所以研究晚清史时,都能看到山西票号,经常是随着背后权贵的失败而败亡,最为典型的就是胡雪岩的阜康票号。
三、古代中国缺乏工业体系,致使古代的票号沦为高利贷的代名词
清朝时期的工业体系主要就是纺织业和瓷器制造业,而且这种所谓的工业,就跟教科书上所述的,本身就是手工业为主,小型机器为辅的作坊性。
而山西票号的发展,起于清政府允许他们独家式的经营蒙疆区域的商业模式。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山西地处内陆等等关系之下,同时期的工业革命,晋商并没有任何的了解以及引进。
因此晋商之下的票号发展,走向了另外一条极端金融道路之上——给予个人形式的高利贷。
而同时期的西方,由于工业革命,工业这台巨兽吞噬了一切可以吞噬的贵金属。西方很多文学作品都有描述,同时期的银行家为富不仁,从来都不理会穷人的需求,不愿意放贷给穷人。这是因为银行业的钱大都流入了工业体系之中,这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较为良性的循环——企业获得资金,购买更多的原材料以及扩大生产规模,而工人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遇以及薪酬,同时又会消费更多的商品。而银行业就能从中获取收益。
可清朝时期的票号,更多的发展模式是,通过贩卖商品到达蒙古区域,可蒙古人并没有更大的购买力,因此票号就放贷给予蒙古人,最终的结果就是蒙古人负债累累,将土地、甚至是个人都成为票号的资产,票号最终成为大地主。
这模式在晚晴时期又扩张到了江南或在中原腹地,甚至是广西、云南等边疆区域。大量的普通人口沦为佃农甚至是农奴,加深了社会矛盾,同时也让集权政权对于票号的忌惮。
因此晚晴时期,每每出现农民起义,首要被冲击的除了官府之外就是票号。而同时期的西方银行业,当面对产能过剩所带给的社会矛盾之时,都会选择推动国家对外发动战争或者寻求另外的一块产品倾销地,来规避国内动荡的风险。
总结
归根结底,古代的票号衰败与国家的体制以及国内的文化有关,古代的商人只能寻求成为权贵的附庸,而非是决策层的参与者。资本市场是嗜血的,西方的银行业是狼,可晚晴时期的票号,只能算做一头藏獒而已。
5. 身为湖广总督的老爸为何无动于衷不求情?
戊戌变法本应有“七君子”,结果“六君子”英勇就义,惟独一人幸免,这一人的幸免是得益于李鸿章、荣禄两位重臣搭救。所以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虽贵为封疆大吏,但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分量还是逊色许多。变法本是改革措施,但由于袁世凯告密,“定性”成谋逆活动。这样的情况下谭继洵只有两条路,要么参照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方式,安排谭嗣同逃亡海外;要么撇清关系,不闻不问,以免祸及全家。显然,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牺牲,这就成了慈禧太后执意要杀,谭嗣同本人执意赴死,谭继洵无动于衷则是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。
(戊戌六君子)
戊戌政变后的抓捕与“营救”个例自中法战争、甲午中日战争连连失利以后,清朝国内舆论压力巨大,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李鸿章首先背锅“下野”,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。慈禧太后的“中体西用”模式彻底破产,所以也就放权光绪帝。意思就是你们年轻人思想观念新颖,那给你自由你来干,都说我守旧,我到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光绪帝一看,这不是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吗,满腔抱负的热血青年就这样上线了。
(慈禧、光绪帝)
这就好比被家长一直约束着的熊孩子,一旦放开了束缚,熊孩子就像是脱缰的野马,难以控制。光绪皇帝的变法得到允许后,于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,光绪皇帝由此才感受到了一国之主的滋味。之前有些想法都要率先请示一下“亲爸爸”,自打变法以后就逐渐变成了通知一下老佛爷。慈禧在军机处安排的军机大臣逐一成了闲差,而督办军国要事的成了谭嗣同等4位年轻有为的军机章京。(军机处成了年轻人的天下)
“怀塔布、立山等,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,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。”——《戊戌政变记》军机处都成了这样,更何况从上到下各部院衙门的官僚呢?大多衙门的人事换血是直接裁撤守旧派官员,这些被裁撤的官员不乏皇室宗亲和王爷贝勒,他们成天跑慈禧太后面前哭丧一般,搁谁不烦呢?而这些守旧派官员都是慈禧曾经依赖的重臣,光绪帝这么一闹腾,显然是要架空老佛爷啊!(向慈禧哭闹的大臣)
老佛爷叱咤风云这么久,也不是吃干饭的啊,连忙从甘肃调回荣禄,顶了李鸿章的缺,9月份就以训练新兵为由调兵至天津、长辛店。而光绪帝并没有感到威胁,于9月13日向慈禧提出开懋勤殿、设顾问官。这意思就是效仿康熙帝的南书房,明显是嫌弃军机处的守旧派老臣碍手碍脚,欲在军机处之外令设属于自己的秘书机构。(荣禄剧照)
通过辛酉政变“发家致富”的慈禧太后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,一眼看穿了光绪帝的小把戏。光绪皇帝挨了顿骂,灰溜溜的走出颐和园。14日晚便召见杨锐,赐衣带诏,令康有为、谭嗣同尽快想法挽救局势,说明光绪皇帝此时才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威胁。
康有为等人接到衣带诏后,就跟刘备痛哭汉献帝一样,悲伤万分。接着痛定思痛,想到了编练新兵的袁世凯,认为他是朝鲜战场回归的新派军官,具有拉拢的可能性,在情急之下可以通过手中的兵权保护光绪帝。所以9月18日晚上,谭嗣同肩负着光荣使命来到法华寺,开门见山的向袁世凯透露来意。(袁世凯剧照)
袁世凯一见谭嗣同这么直爽,于是就先应下保护皇上的差事,然后听取了谭嗣同部署的详细计划。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说,慈禧太后调兵至天津,其实是想废掉光绪帝,荣禄下辖的三支新军,属袁大人最能打,请袁大人做好准备,必要时立刻发动兵变诛杀荣禄,然后控制军队和老佛爷。
到了20日,袁世凯受到皇帝召见,并被光绪帝授以“副部级”侍郎的高官,赐以除贼密诏。可袁世凯转身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以及光绪帝的计划。这件事情虽然有争议,诸多学者提出袁世凯告密有待考证,但后续发展却不出意外,即使袁世凯没有揭发,他也没有按照约定发动兵变。所以慈禧太后立刻囚禁光绪帝于瀛台,封锁紫荆城,以3000军士全城搜捕维新人士。
梁启超见形势有变,一溜烟的逃到北京城的日本领事馆,通过伊藤博文逃往日本。逃走前还请求伊藤博文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,最终也使其顺利逃到日本。在9月22至24日的三天时间里,谭嗣同还策划救出光绪帝,梁启超临行前劝其一同逃跑,可谭嗣同就是不走,并声称自己要做“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”。
到25日,戊戌六君子全部被抓,慈禧太后的旨意是无需审问、斩立决,所以六君子于28日英勇就义,从抓捕到处死就短短三天。而就是这短短三天的时间里,一同被捕的维新骨干徐致靖得以豁免,而他是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头一个人,他为何能被免死呢?(谭嗣同剧照)
先来说说为何慈禧第一个要杀徐致靖。首先,他是“祸首”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是他保举的,举人不明在先,祸乱在后。其次,他的官最大,维新骨干里,徐致靖在维新变法时官拜礼部侍郎,前面说了是副部级从二品;而军机章京是兼职,只是挂个四品衔,为了给予工作便利,四章京以外的人员多委以主事、郎中的职位,即五至六品左右的官阶。最后,他上的折子最多,这代表维新变法中,他出的主意最多,这是给维新派定罪的重要指标。据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记载,当时老百姓在菜市口等囚车,都认为徐致靖会是头车,当头车谭嗣同出来时,百姓一头雾水。(李鸿章剧照)
再来说说为何慈禧绕过他。首先,他是“投案自首”,抓捕当天外出在外,他是有机会逃跑的,可他选择回到家自首归案。其次,徐致靖的父亲与李鸿章交好,李鸿章当时舔着老脸找到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,称徐致靖如同自己亲侄儿一般,且是个书呆子,受人蛊惑而已,并不懂变法,请荣禄给说个情,这两位重臣的面子最终是挽回了徐致靖的命。最后,此案是未经司法程序的审理,直接由慈禧太后下令做出的判决,所以具有操作的余地,否则刑部大印盖上之后,是没有“二审”的机会了。徐致靖的斩立决被改为了“斩监候”,即“死缓”,原则上是秋后问斩,但亦可朝审复核。复核后情有可原的,则可免死,所以他一直到1917年才在杭州病逝。(六君子赴刑场)
谭嗣同的父亲为何救不了他谭继洵是一个守旧派官员不假,但如果把守旧当做不营救谭嗣同的理由,则过于牵强,毕竟谭嗣同是其嫡长子。
策划慈禧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,参加者包括怀塔布、立山等亲贵大臣,以及部分台谏官员。这部分人可以认为是慈禧太后此时最信任的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找对了人才有搭救的希望,比如李鸿章并没有亲自出面找老佛爷,而是通过荣禄。
再来看看张之洞营救得意门生杨锐的路数。在得知杨锐入狱后,张之洞是急电盛宣怀,请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营救杨锐。这个王文韶就是戊戌变法期间,慈禧提拔的户部尚书,并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直军机处,为军机总理衙门三大臣之一,在变法期间没少暗中阻挠,可以看做是慈禧的心腹。然后还通过翟鸿请求找刚毅帮忙,刚毅是出了名的反对变法,甚至主张废除光绪帝的大臣,也是慈禧心腹。到了27日晚上,张之洞再亲自致电天津的荣禄,表示要亲自为杨锐作保,此时应该是知道了徐致靖免死的消息,所以最后找到了荣禄。(张之洞剧照)
但话说回来,荣禄已经保了一个,再保一个则显得袒护“康党”,这是不合适的;再者作为清流派的张之洞,无论是分量还是关系,都不及李鸿章,所以荣禄也未必会买他的面子。而张之洞在做着努力,杨锐自己却在“作死”,他在被捕时还骂刚毅刚愎无知,阻挠变法而误国误民,所以刚毅不仅不买张之洞的帐,还要打击报复,在慈禧面前鼓煽“此辈多杀几个何惜”,所以杨锐就没能保住。
“即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,虽人尚无他,要非能奉行新政者。此等即不逢裁缺,亦当分别罢斥,或优之听其告休。”——《清史稿》谭继洵的为官生涯算是老实本分,思想保守,幸得左宗棠赏识,才得以由京外放,最后当上湖北巡抚。由于思想守旧,在维新变法期间还被儿子的好搭档杨深秀参了一折。可以说他能够着的核心圈人物也就是左宗棠与谭钟麟,而此时的左宗棠已经不在人世,谭钟麟尚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,亦远离京城中枢,所以谭继洵与慈禧的心腹根本搭不上话。
京畿直隶由李鸿章扶持的淮系官僚、满洲亲贵守旧大臣为主,左宗棠的门生故吏、亲朋好友在京者并不多。即使能够搭上话,左宗棠与李鸿章本身就是两大对立的官僚派系,到了核心圈作梗者恐怕不会少。再说守旧派大臣,谭嗣同干的是砸人饭碗的买卖,这时候守旧派同僚不会替其保全儿子,这一点是利益冲突的原则问题。所以谭继洵此时并没有太多出路能够营救儿子,反而此时他更应该考虑自己一家的安危,若是以谋逆论罪,抄家是跑不了的。(伊藤博文剧照)
而有一种言论说谭嗣同是密谋发动兵变的“罪魁祸首”,所以神仙也救不活。其实这是误解,如果将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分几个档次的话,康有为、梁启超是第一梯队,两位是掀起变法的领导人物;张荫桓、徐致靖是第二梯队,张荫桓是整个戊戌变法的外联核心,包括伊藤博文与光绪帝会面都是他一手策划的;戊戌六君子中的四位军机章京,加上专职弹劾守旧大臣的御史杨深秀,应该是第三梯队。而康广仁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跟班,是替哥哥康有为顶了包。所以康、梁二人一直是通缉对象,张荫桓则因洋人出面干涉免死,但遭到秋后算账,于9月29日发配新疆,于两年后被处死。而徐致靖一家多人参与变法,其子侄也都未被杀,还得说是关系硬才行。
所以谭继洵并不是不想救儿子,而是能力确实不够,这时候若是能攀上庆亲王奕劻,在其不计前嫌的前提下,估计也能得一“斩监候”,或是发配边疆。在没有这种能力时,与其四面奔走救子,到不如撇清关系,保全家人性命,所以他最终只是被免去巡抚一职,并未抄家或者赐死、发配。而且谭嗣同本有机会逃去日本,可他执意为了变法事业献出第一滴血。谭继洵虽思想守旧,却也满怀忠君报国之志,只不过父子俩的路线不同。所以对于儿子的捐躯赴国难,他只是留下“谣风遍万国九洲,无非是骂;昭雪在千秋百世,不得而知”的挽联。
参考资料:《清史稿》、《戊戌政变记》、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
6. 清朝的制台抚台臬台藩台道台府台学台各是什么职位?
其实清代官制基本承袭于明朝官制,但是在明朝官制上清代也做了调整,下面就来主要说一说清朝的地方官僚体系职务和品级。
制台就是总督,这个职位是清代封疆大吏制台就是清代的总督,比如两江总督、闽浙总督等等这些职位,这些总督下属一般都会尊称为“制台大人”,所以总督在民间也被称为制台。
总督这个职位也是始于明代,在明代景泰帝时期曾经设立总督,明朝著名的忠臣于谦就是第一位总督,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,在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之时,于谦拥立明英宗之弟景泰帝朱祁钰即位,景泰帝就封于谦为兵部尚书、总督京师、南京一切事物,这算是明朝第一位总督出现。
但是在明代最初总督和巡抚都属于不长设的官职,也就是非定制官职,遇事才有总督,事后则撤销这一职务,到了明中期之后,总督算是成为定制官职,比如蓟辽总督袁崇焕等等,明朝时总督素有“文帅第一重任”之称。
到了清朝总督则成为了清朝地方九大封疆大吏之一,在清朝总督是几个省之内最高军政长官,掌握两个省或多个省军政大权,但是相比于巡抚,清代的总督更加偏重于军事管理,但却是文官。
清代总督官级为正二品,按文官级别走,但是清代武官级别都很高,就拿提督(相当于现代省军区司令)来说,提督掌管一省军务,但是提督的官职确实从一品,而作为从一品的官员,各省提督却需要受正二品的总督节制。
因此为了凸显总督的身份地位,清代的总督一般都会在中央兼任六部尚书的职务,这样一来总督的官阶就变成了从一品,和提督对等,就可以约束节制提督了。
清代总督所管辖区域也不完全是定制,而是根据皇帝对这个人的信任和喜爱划分区域,比如雍正时期的闽浙总督李卫。
李卫在雍正时期出任闽浙总督兼署刑部尚书,属于从一品官职,按照李卫的职权来说,他所管辖区域就是浙江和福建两省军政大权,但是雍正时期两江总督范时绎因为对文字狱督办不力,被雍正撤职,于是雍正将两江三省即江西、江苏外加安徽三省划入李卫的职权范围。
也就是说江南五省军政大权全部归李卫节制,也使得李卫成为清代历史上权力非常大的总督之一,李卫当时虽然叫浙江总督,实际就算是江南总督了,他实际权力是管辖江南五省军政大权。
还有再比如雍正还独立开设了一个鲁豫总督的职位,在雍正之前是没有鲁豫总督这个职位的,雍正专门为他信任的大臣河南巡抚田文镜开设这个职位,田文镜在河南推行雍正新政十分给力,是雍正的得力助手,所以雍正破格为田文镜设立了鲁豫总督。
雍正将河南全省外加山东地区划归给田文镜,而让田文镜成为了鲁豫总督,田文镜去世后这一职位就被雍正废除了,可见总督这个职务还可以根据皇帝喜好和当时局势变换来随意调整。
总督这个职务也没法类比我们现代的官职,如果有一比的话,那就是我们建国初期六大局第一书记可以与之相对应。
所以说总督是清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,虽然官级不是很高,但是权力很大,掌握多个省份军政大权,往往出任总督的人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。
抚台就是巡抚,相对于总督,巡抚偏于处理政务巡抚这个官职其实是始于南北朝时期,但是在明朝之前,各朝各代的巡抚都不是定制官职,属于不长设官职,也是和最开始总督一样,遇事则设,事后则撤。
同样和总督相似,巡抚也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才正式设为定制官职,到了清代时期总督和巡抚制度已经非常完善,所以巡抚一般和总督并称为“督抚”。
总督和巡抚其实没有从属关系,属于并行制,总督名义上是管理数省军政大权,其实偏于军事,而巡抚相较于总督,则是偏于管理民政。
在清代巡抚是从二品官阶,还是清代武将职级较高,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都已经是从一品了,而且布政使也是从二品,但是一旦遇有紧急事情,不管是提督还是布政使都要受到巡抚节制。
所以为了平衡职级,巡抚一般在中央都兼任六部侍郎的职位,虽然六部侍郎也是从二品的官级,但是两个从二品一兼就变成了正二品职级。
因此虽然总督和巡抚没有从属关系,但是从官级和权力以及遇事的调度来说,总督都是要比巡抚高一些。
但是清代为了避免一山二虎现象,总督和巡抚的治所一般都不在一个地区,就是为了区分开来,总督尽量不插手各省政务,而各省政务还是以巡抚为主。
清代的巡抚可以相对为我们现代的省委书记兼省长,所以说这个职务在古代是权力非常大的地方高官。
但是不要以为各省总督和巡抚不受监管,权力很大,其实他们也是受到朝廷监管,在清代各省分道设巡按御史,就是专职用来监督各省从总督巡抚到知府知县的监察职务,除了固定的巡按御史,清政府中央每年不定期还会派遣都察院的公差御史巡视各个省份。
所以说在清代总督和巡抚也并不是权力泛滥,也是受到御史监管。
藩台就是布政使,相当于一省之内仅次于巡抚的第二把手藩台就是布政使,也被称为藩台,这个职务的权力也是非常大,主管一省的财政和民政大全,在明朝初期,布政使就相当于一省的最高长官,因为当时巡抚不是定制官职,所以省内以布政使权力最大。
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代,巡抚成为固定官职,布政使则成为了一省第二把手,如果把总督算上,那布政使就属于第三把手了。
布政使主要职能就是负责一省民政和财政,布政使的官级非常高,在清代布政使一般是从二品或正三品,和不在中央兼职的巡抚是几乎同一级别,但是巡抚通常都会在中央兼职,所以级别和地位还是要高于布政使,而且巡抚有兵权,权力也比布政使更大。
明朝时期布政使权力相当大,说这个职位是一省省长也说得过去,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之后,巡抚出现,布政使权力就有所下降,但是明朝时期巡抚和布政使没有从属关系,权力属于平行,类似于清代总督和巡抚的关系似的。
但是到了清朝以后布政使正式定为是总督和巡抚的属官,尽管一省实施政令还是以布政使为主,但是布政使必须上报总督和巡抚,由他们层级上报中央才行,所以清代布政使的职务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常务副省长。
所以说布政使就相当于一省的第二把手,算总督的话就是第三把手,也算是地方高级官员,权力比较大。
臬台就是按察使,相当于一省之内的第三把手臬台就是按察使,主管一省的刑法之事以及兼署一省的吏治考核。按察使这一官职是由最初的宋代提点刑狱司而来,就是电视剧《大宋提刑官》里面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就是这个职务最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到了明朝之后,明朝初期将一省军政法三权分立,一省之中有都指挥使,主管军权;布政使主管财政和民政;按察使主管刑法和吏治。明朝中后期又出现巡抚统一协调这三大职权。
到了清代以后,清朝将巡抚设为一省最高长官,废除了都指挥使,改为提督管理军事,布政使和按察使职能不变。
所以按察使在一省政治上抛开主管军事的总督和提督,这个职位算一省之第三把手,仅次于巡抚和布政使之下。
在清代按察使为正三品官职,和布政使官职几乎相等,也是一省的高级官员。用咱们现代的官职对应,那按察使就相当于副省长兼省长法委书记。
道台就是道员,是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属官道台通常指的就是各省道员,清代一省有巡抚总管一省事物,布政使和按察使帮助巡抚分管具体事务,那么也不能就累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人啊,布政使和按察使属于是巡抚的属官,那么他们底下也是有属官的,那就是道员,也称为道台。
道员的官职品级跨越比较大,具体要看是管什么事物的道员,在清代道员一般官级为从三品到从四品。
布政使属官分为左右参政道和左右参议道,参政道道员品级比较高,是从三品官级,参议道品级相对较低,是从四品官级,到了乾隆朝时期,乾隆废除了参政道和参议道,统一为正四品道员。
按察使的属官道员一直都是正四品官级,所以外加布政使下属道员后来也都改为正四品官级,因此清代在乾隆时期之后道员官级一般都是正四品官级,道员的官级也就比知府还高一级,所以清代道员地位在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与知府中间。清代的道员官职也基本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各省厅厅长。
府台就是知府,一府之中的第一把手府台就是知府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市长兼市委书记,是一府之中的第一把手。
清代的知府一般都是从四品官职,但是顺天府尹和奉天府尹不算,顺天府和奉天府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直辖市,所以这两地的知府比一般知府官位高两级,这两个府尹都是正三品官职。
再多说一句,在清代知府还有两位副手,分别是同知和通判,同知是正五品官,相当于常务副市长,名义上就是知府的副手,辅助知府处理政务。
通判是正六品官,相当于按察使的职能,属于主管一府的诉讼、刑法和治安,同时别看通判官职比知府和同知都低,但是通判有权力监督知府和同知,所以说通判官职虽低,但是权力可不小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和纪委书记。
学台就是学政,是没有品级的兼职学台就是学政,而学政全名叫做提督学政,就是主管一省之教育,相当于现代的省教育厅厅长。
但是在清代学政这个官职是没有品级,确切的说不是没有品级,而是大多由中央官员兼任这个职务。
在明朝时期这个职能是归属在布政使的职能范围内,而到了清代,布政使就没有了这个权力了,清代也不在各省设置这个官职,而是在中央选择官职兼管各省的这一事务。
所以这个职务没有品级,以兼职的中央官员本身品级为主,通常中央都会派六部侍郎、翰林院编修或侍读学士、都察院御史以及六部郎中兼任各省提督学政,以兼任者本身品级为主。
比如清代出名大才子纪晓岚,在纪晓岚随乾隆南巡期间,纪晓岚当时官职是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,而乾隆钦点纪晓岚提督福建省学政一职,纪晓岚就是以侍读学士身份兼任了学政,那么他的官级还是从四品的侍读学士。
但是清代规定凡是兼职出任学政的官员,必须是正规的两榜进士出身才能兼任各省学政一职。所以可见清代对于学政这种教育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。
因此来说学政又与布政使、按察使不同,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职位并非地方官、而是由皇帝亲自委任指派的官员,反倒是有些类似钦差的性质的工作。
写在最后清代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官僚体系大致基本就是这些,按照官职级别和权力大小来排,那就是总督最大,其次是巡抚,再往下就是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道员和知府,学政单划出来不在其列,毕竟学政大多是兼职,类似于钦差性质不好对比。
其实大致看下来,清代各省主政的官职和我们现代还是很相似的,虽然清朝属于封建王朝社会,但是对于政务处理划分也是很细致。
小岛知风拙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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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是谁?
凌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酷刑之一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“千刀万剐”。纵观中国历史上,受此酷刑的上至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不乏其人。
比如明朝抗金英雄袁崇焕,据说被诬陷“通敌”判凌迟处死,刽子手割了他3600多刀,每片肉仅铜钱大小,“体无完肤”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。再如明朝大宦官刘瑾,由于民愤极大,罪大恶极,被割了3357刀……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“凌迟”成了罪犯谈虎色变的刑罚,然而清朝一个罪犯,别出心裁的要“专享”这种刑法,唯恐达不到量刑尺度,竟然当众侮辱慈禧太后。
本来此时清朝已经废除了凌迟这一酷刑,在他的努力下,慈禧专门为他恢复了凌迟之罪,因此他也成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的人。此罪犯终于如愿以偿,含笑领受了这一“福利”。
据说此人被割了4000多刀,超过了上面的崇祯和刘瑾,创造了被凌迟之惨、被割的片数之多“吉尼斯”纪录,被刽子手誉为历史上最硬气的人,此人就是清末土匪、巨盗康小八。
【康小八奇人奇事】康小八,绰号吴秃子,原来姓吴,后过继给北京东皇庄的康家,故改姓康,康小八长得其貌不扬,天津卫人。清末巨盗、土匪,江湖人称康八爷,清朝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犯罪分子。
不知你发现了没有?在古代有一种叫“光棍”的人,此光棍并非是没有老婆的男人这种现象,通俗的讲就是这些人够心黑手辣,做事不计后果。
他们一生都做着“立棍”的事情,俗称“创光棍”,说白了就是做恶。比如平常人爱惜生命,他却能做到砍自己的腿,剜自己的肉,用这种方法恐吓常人,为以后为非作歹没人敢出头制止创造有利条件。
这种人的信条是:“既然不能流芳百世,那么就遗臭万年吧!”(看看身边有没有这种人?)
康小八用他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光棍康小八起初也是一个穷苦人。靠着家里的三头毛驴帮人拉货送货,日子过得也算凑合。但他并不满足现状,看着达官贵人吃香喝辣的,康小八心里不平衡,仇富的心理像野火一样蔓延。
他变了,变得冷酷无情心黑手辣,他决心要“创光棍”,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他做恶的人生。
当时邻村一个财主看中他下手很黑,是个人物。于是高薪聘请他做自己的保镖,并专门从日本为他购置了一只左轮手枪和四百发子弹,康小八接过手枪爱不释手。
一年过去了,有一天财主突然提出要收回这支枪。原来有人对财主说:“康小八家中只有三头毛驴,而你(指财主)家大业大,他是不安定分子,一旦惹下事后一走了之,你怎么办?”
财主一想这话有道理,于是提出收回手枪。
康小八对财主收枪的做法十分不高兴,但没有表现出来。于是说“我再玩三天就还给你”。
到了第三天,恰好二人去京城收债,等回来路上康小八起了贪念,当二人走到一条荒凉的地方时,康小八对财主说:“我说话算话,这枪还给你吧。”
财主伸手去接,康小八扣动扳机,一枪打死了财主。然后把财主的钱财揣在怀里上山当了土匪。
康小八本来有作恶的心理,加上当时的历史背景——好人受气,坏人吃香。他认为杀人越货、收保护费、打家劫舍来钱快,并且还受到四方好汉的尊敬,于是康在“黑道上”运走越远。
不到几年时间,康成了天津卫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的“大哥大”。官府对他无可奈何,老百姓对其避之不及。
古语云:“人怕出名,猪怕壮”。康小八的崛起引起了清廷的关注。慈禧太后亲自督署康小八一案。
1908年的一天,康小八偶然遇到了表弟,他不知道自己的表弟此时是昌平的一个捕快班头,表弟为了立功得到赏金,骗他说其母病重,想见他最后一面,康八爷不知是计,回家后就被形意拳高手尚云祥、马玉堂等人擒获。
康小八被关进深牢大狱,慈禧太后下旨秋后问斩。康小八深知自己罪孽深重,逃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
光棍就是光棍,康想明白了。硬气也是死,软骨头也是死,就是死,我也要为“光棍”这个称号增添光彩。
打定主意后,他开始辱骂狱卒:“小子,给慈禧老娘们通个风送个信,就说我康八爷活腻歪了,让她早点杀了爷!”
康小八除了吃就是睡,然后就是叫骂折腾,狱卒们见怪不怪,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满足康小八要求,尽量让他别再胡闹。
像他这种死都不怕的人,谁拿他也没办法。康小八在狱中待遇很好,天津卫“怡春院”的三个妓女很佩服这个硬汉,想为心目中的“英雄”献身,于是三人到狱中陪了康八爷一夜,据说三个妓女被康八爷折腾的够呛!
康小八在狱中大闹的事传遍了京津两地,消息传到了京城隆裕皇后(光绪的皇后)的耳中,隆裕向身边的太监了解情况,太监们把听来的消息添油加醋讲了一遍。
隆裕觉得这是个硬汉,杀了有点可惜,于是向慈禧太后建议把康小八押来让宫中女人们见识一下,慈禧也有此意,“能把他诏安最好了”。
康小八被押解到了宫中,他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宫女,但看到隆裕这个“丑八怪”发怒了。
康小八心想:“怪不得光绪看不上她,这么丑的女人也能当皇后”。康小八是抱着必死的决心,所以说话从没有忌讳:“你这屌样也配当皇后,我的压寨夫人都比你漂亮,找个钱和我睡都嫌恶心,我怕做噩梦,你赶紧去死吧。”
隆裕皇后哪受过这样的侮辱,哭着跑着去见姑姑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一听康小八欺负自己的侄女儿,勃然大怒去见康,当慈禧见到康时,康小八正和宫女们打情骂俏。
这些宫女只见过娘娘腔的男人,没见过如此“英雄”,康小八给了她们别样的激情,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已。
慈禧干咳了一声,康小八一抬头,看到50多岁的慈禧,打扮的像一个30多岁少妇,不禁淫心摇荡,脸上堆满了淫笑。
康小八打定主意,要做一件轰动黑白两道的事情,那就是侮辱慈禧太后。说实话这事儿还真从来没人敢做。
康小八笑嘻嘻地说:“老寡妇想男人了吧,听说前些时你做了流产,身体恢复了让爷陪陪你,保准让你记爷一辈子,八爷的技术比你情人荣禄强多了,不信咱当场试试”。
康小八说完这些话,只吓得宫女们“俺呀妈呀”作鸟兽散。只见慈禧被气得脸上白一块、青一块,脸上的肌肉由于愤怒而抖动不已。
康小刚对这些视而不见,还在一边说风凉话。“要劫劫皇杠,要奸奸娘娘”哈哈哈……
康小八这不是作死吗?没错,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盛怒之下的慈禧改斩立决为凌迟处死,这是清朝自从1905年4月废除凌迟后唯一的最后一次凌迟处死。
康小八随即被押到刑场,只见他仰天长笑,仿佛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,毫无遗憾的面对凌迟。他对行刑的刽子手说,“20年后,爷又是一条好汉”。
事后统计刽子手一共在康小八身上割了4000多刀,共用了三天时间。在整个行刑过程中,康小八除了大笑几声外,没发出一点哀求之声。当割到3800刀时, 康小八身上没有一块好肉,整个人血淋淋的如同被剥了皮,康小八还问刽子手,“你看爷脸变色了吗”?除了两只眼外,那还有脸呢?刽子手心中暗骂。
康小八顽强的活了三天。据说到第4天头上,天空突然炸响了一个霹雳,随后下起了瓢泼大雨,人们都说康小八杀气太重引起了上天震怒。不管怎么说,康小八很好维护了“光棍”这一称号,他的传奇在强盗和黑道流传很广。
文/秉烛读春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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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满清十,清朝的六部都是哪六部?
我是棠棣,一枚历史爱好者。欢迎大家【关注】我,一起谈古论今,纵论天下大势。君子一世,为学、交友而已!
一、清代六部的概况在清代的中央行政机构中,以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为最重要。六部的名称及其大体职掌,基本上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,不过在涉及官员设置和某些权限方面,还是颇有变通的。
清代六部的设置可追溯到关外时期。金天聪五年(1631年)七月,皇太极出于提高汗权、削弱诸王权势的需要,在先前建立文馆的基础上,又“爰定官制,设立六部”。新设立的六部都派1名贝勒主持,又置满、蒙古、汉承政、参议、启心郎、笔帖式等职。承政一般是满2人,蒙古及汉各1人,只刑部有汉承政2人,大概是为了适应对众多汉人刑事审判的需要。
参政每部8人,可工部却分别设满洲参政8员,蒙古参政2员,汉参政2员。启心郎也就是翻译官。当初,“满大臣不解汉语,故每部置启心郎一员,以通晓国语之汉员为之”。不过工部置有满洲启心郎1员,汉启心郎2员。至于具体办事的笔帖式,视需要而定,无确定名额。
崇德三年(1638年)七月,因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,决定各部只设满洲承政1人,作为主管官。以下有左参政2人,右参政3至4人,理事4至10人,副理事6至16人,启心郎满、蒙、汉各1人,额哲库(主事)2人。
在此前后,皇太极还建立了参加议奏、会审案件、稽察衙门、监察考试和有权劾奏诸王大臣不法事的都察院,以及管理内外蒙古事务的蒙古衙门(崇德三年改理藩院)。它们和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和内弘文院,合称三院八衙门,构成一套比较完整的中央政府机构。
清统治者入关后,因情况发生变化,原在关外设置的那套中央政府机构,亦必须作相应的调整。顺治元年(1644年),清廷在停罢诸王、贝勒主持部务的同时,还改承政为尚书,参政为侍郎,理事官为郎中,副理事官为员外郎,额哲库为主事,以便与明朝的称谓大致相适应。
关于由诸王、贝勒兼理部务事,中间曾有过反复。直至雍正元年(1723年),又确立了以大学士管理部务的体制。诸王、贝勒兼理部务和大学士管理部务,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,前者以八旗组织肇建时,各旗贝勒或王因拥有本旗实力,得以分享政治权利,与皇帝要求集权的意志是相违背的。大学士则不同,他们是直接听命于皇帝、为皇帝办事的官员,让大学士掌管各部,乃是加强协调、控制诸部的一种手段,表明皇权势力的膨胀。
清代的六部组织情况,自康熙以后逐渐趋于定型。设尚书满汉各1人,左侍郎和右侍郎均满汉各1人。尚书和侍郎统被列为堂官。以下根据职司的繁简,设置多少不等的司、处、房、厅、所、馆。司以下有科,还有些其它附属机构。其设官,各部有堂主事2到6人不等,郎中10余人到30余人不等,员外郎10余人到70余人不等,主事7-8人至30余人不等,还有司务、笔帖式、额外郎中、七品小京官等职。各个官缺,宗室、满、蒙、汉军和汉人,都有一定的比例。
由于关外东北地区是清龙兴之地,所以当他们把都城由天眷盛京(沈阳)迁到北京以后,也仿依明朝将南京作为陪都之例,设盛京五部。顺治十五年(1658年),首先设立礼部,第二年又设户部和工部,康熙元年(1662年)设刑部,三十年(1691年)再设兵部。“其未设吏部者,以其地官员无多,自由京中铨选,故不备”。
盛京五部的最高长官是侍郎,以下亦有堂主事、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笔帖式等职。为适应管理的需要,户部有管理银库、内仓的司库、正副监督和经理旗民庄田的管庄六品官;礼部有为祭奠陵寝等活动而配备的读祝官、赞礼郎;兵部有驿站正副监督等。京师与盛京,路途遥远,不易监督。雍正三年(1725年)规定,每年由朝廷派御史1名,前往稽察。八年(1730年)又设尚书1名,总管五部,但随即裁撤,稽察也改为3年1次,嘉庆时亦告停罢。
人们曾以六部职能,形容为“富贵贫贱威武”六宁,即“吏贵”、“户富”、“兵武”、“刑威”,此外,“工部专管工程,职务猥琐,以天下贱工之”。至于“礼部为贫”,则另有说法,原因是“京官廉俸极薄”,“所赖以挹注者,则以外省所解之照费、饭食银,堂司均分,稍资津贴耳”。礼部所得至少,“礼部尚书一年千二百余金,侍郎一年八百余金而已,此其所谓贫也”。以上虽是戏谑的俗传,但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人对六部的看法。
二、六部具体情况及执掌1、吏部
吏部古代为“天官”,为“家宰”,魏、晋以后,以迄元、明,都叫“吏部”。清朝的吏部,是天聪五年((1631)沿袭明制所设六部的第一个部。以“贝勒”(亲王、郡王)一人总理部务,以下设满、蒙、汉承政三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全国文职官任免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七月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四人,副理事官六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,停贝勒总理部务之例,改承政为尚书,秦政为侍郎(都无定员),理事官为郎中(满四人、汉二人)副理事官为员外郎(满八人、汉六人),额哲库为主事((满、汉九人)启心郎未改(至顺治十五年裁)。顺治五年(1648),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仍令亲王、郡王兼管部务。十五年(1658)定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。雍正元年(1723)以后,常以大学士兼管部务。以下各官,历有增减。
以后,根据《历代职官表》卷五及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十九规定其名额为,尚书满、汉各一人(其品级初定满员一品,汉员二品。顺治十六年(1659)都改为二品。康熙六年(1667)复改为满员一品。九年都定为正二品。雍正八年(1730),升为从一品(各部同)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(正二品,各部同)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一人,郎中满九人,蒙一人,汉五人。
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八人,蒙一人,汉六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满四人,蒙一人,汉七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二人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五十七人,蒙四人,汉军(编入八旗之汉人)十二人,经承八十一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七品小京官,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二百二十四人。
吏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文职官的任免政令,制定京内外各衙门文职官名额,或由吏部铨选,或由地方官报部任用。并按规制铨叙品秩,考功过,以定升降、赏罚。尚书总理部务,侍郎为辅,下设文选、考功、稽勋、验封四司及清档房、本房、司务厅、督懂所、当月处等单位,分掌本部事务。
吏部的职掌,犹如今日管理人事机关。但实质上则大有不同。在当时封建制度统治之下,用人行政均操之于皇帝。地方中、下级职官之任免,则操之于总督、巡抚等大员。吏部只是办理任免手续备案而已,所以吏部虽班列六部之首,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用。到宣统三年(1911)四月,改组内阁,设铨叙、制诰等局,吏部遂裁撤。
2、户部
户部古代为“地官”、“大司徒”,或为“大司农”。唐、宋以后,即为户部。清朝的户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二个部。
以“贝勒”((亲王或那王)一人总理部务。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全国的户籍与财政经济事务。崇德三年(1638)七月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四人,理事官十人,副理事官十六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,设满洲尚书,无定员。以下设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郎中满二十二人,蒙古四人,汉军二人,员外郎满三十九人,蒙古五人,汉军六人,堂主事满四人,汉军二人,司主事十四人,满司库九人,汉司务二人,这时户部的职官除尚书无定员外,总人数是一百十一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规定,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,九年停,雍正元年(1723)以来,亲王及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不常置。以下各官,历有增减。
以后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十九及《历代职官表》卷六规定,其名额为:尚书满、汉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二人。郎中宗室一人,满十七人,蒙古一人,汉十四人。员外郎宗室二人,满五十六人,汉十四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蒙古一人,满、汉各十四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二十人,均满员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洲一百人,蒙古四人,汉军十六人。经承一百〇六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户部总人数是三百六十二人。
户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疆土、田亩、户口、财谷之政令。全国疆土,分为直隶、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台湾、浙江、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、青海、四川、西藏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内外蒙古等二十七个省区。府尹(直隶顺天府与盛京奉天府)与总督、巡抚所辖,有府、厅,州、县,将军、大臣所辖,有城,各治其所辖之地。
各省户口,分民户、军户、匠(工)户、灶(盐场)户、渔户、回户、番(藏)户、羌户、苗户、瑶户、黎户、夷户等。各省察其户数人数,每年报部一次。
全国田地,分民田(民之恒产)、更名地(明代分给各藩之地,编入所在州县,给民耕种,叫更名地)、屯田(军人所种)、灶地(盐田)、旗地(八旗人所种之地)、庄田(内务府征粮之地)、恩赏地(原八旗马厂之地改给民种)、牧地(马厂召种征租之地)、盐地(原为苑马监之地改给民人垦种)、公田(基地、园地、养廉地与给壮丁耕种之地)、学田(所收钱粮充儒学公费)、艱田、芦田(滨江随时坍涨之地),都丈量顷亩之数,报部注册。
征收的赋税,有地赋、丁赋(按人丁征税)、杂赋、盐课、参课、茶课、关税、厘金(咸丰间增加的内地货物通过税)等,分别定期报部缴纳。岁出经费,有俸饷及典礼、修缮、织造、采办等费。各处动支,分别按定制报销。此外各地方之库储(钱)、仓储(粮)等事,都要按期报部查核。
户部职掌政务,由所属十四个清吏司及井田科、八旗俸饷处、现审处、饭银处、捐纳房、内仓等处分别掌理。行政方面,设有南北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监印处,分掌文移档案等事。
3、礼部
礼部古代为“春官”、‘“大宗伯”,隋、唐以后,即为礼部。清朝的礼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三个部。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,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。掌典礼事务与学校、科举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四人,副理事官七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。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满郎中四人,汉军郎中八人,满员外郎六人,汉军员外郎五人,满堂主事三人,汉堂主事一人,司主事四人,蒙古章京二人,汉司务二人。五年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雍正元年(1723)以后,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不常置。
以下各官,历年多有增减。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一九及《历代职官表》卷九规定,其.
职官名额为: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,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三人,汉军一人,司务厅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各司局郎中满六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九人,蒙古一人,汉三人。主事宗室一人,满三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大使汉一人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三十四人,蒙古二人,汉军四人。堂子尉八人。并有堂书十人,儒士二十人,经承四十九人,协助办事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一百四十五人,为户部人数的三分之一多一些。
礼部初设有满宣表官四人,后减二人,以后并入太常寺。
礼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国家祀典、庆典、军礼、丧礼,接待外宾与学校、科举等事。祀典包括祭天地、神祗、太庙、陵寝、历代帝王、先圣先贤、忠烈名臣等,都叫做“吉礼”。庆典包括登极、传位、亲政、婚嫁、庆寿、册封、颁诏、筵燕(通“宴”)等,都叫做“嘉礼”。军礼包括大阅、亲征、命将、纳降、凯旋、献俘、日月食救护等礼。
丧礼包括帝后“大事”(帝后丧葬事)、妃嫔、皇子、亲王等丧,都叫做“凶礼”。接待外宾,包括“朝贡”、敕封、官员相见、师弟相见等礼,都叫做“宾礼”。学校有府学、州学、县学,分别考取童生入学。各设学官管理,府为“教授”,州为“学正”,县为“教谕”,各设“训导”为辅。
各省管教育的长官为“学政”,三年一任。周历各府州考试学员等第,叫做“岁试”。预试将应乡试生员,叫做“科试”。在封建时代,学校与科举有密切关联。在学校阶段的“科试”,即是作“乡试”之准备。在省城考为“乡试”。在京师考为“会试”。在皇宫内“保和殿”考,由皇帝亲定甲第,为“殿试”。乡试考中的为“举人”,会试考中的为“贡士”,殿试考中的为“进士”。(殿试后,皇帝再亲试一次,然后引见,名为“朝考”)。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之预选考官及预定考取名额等事,都由礼部奏办。
礼部内部组织,有仪制、祠祭、主客、精膳四个清吏词,铸印局、会同四译馆及清档房、汉本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书籍库、板片库、南库、养廉处、地租处等单位。
4、兵部
兵部古代是“夏官”或“大司马”,隋以后即为兵部。清朝的兵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四个部,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,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,掌全国军事及武职官任免之事。
崇德三年(1638),裁蒙、汉承政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宜十人,副理事官十六人,满启心郎一人,汉启心郎二人,额哲库二人顺治元年(1644),改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郎中满八人、蒙古四人、汉军二人,员外郎满八人、蒙古四人、汉军六人,满堂主事四人,司主事四人,汉军堂主事一人,汉司务二人。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(1651)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次年又停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十一年(1654)另设督捕满左侍郎一人,汉右侍郎一人,掌督捕旗人逃亡之事。康熙三十八年(1699),裁督捕侍郎缺,所掌事务井入刑部。
雍正元年(1723)以来,以大学士兼理部务,皆特简,无常员。
以下职官为:尚书满、汉各一人。左右侍郎满、汉各一人。堂主事满四人,汉军一人。郎中宗室一人,满十一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员外郎宗室一人,满九人,蒙古一人,汉三人。主事满四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司务满、汉各一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五人,均满员。
笔帖式满六十二人,蒙古八人,汉军八人。堂书八人,经承六十五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及七品小京官,都无定员。除额外官员外,总人数是二百二十一人。
兵部总的职掌,是管理全国军事及武职官的考核任免。全国官兵:有八旗兵和绿营兵。八旗,是按方位分旗色:北方为镶黄、正黄二旗,东方为正白、镶白二旗,西方为正红、镶红二旗,南方为正蓝、镶蓝二旗(以蓝代黑),这是满清的亲军。入关以后,改编汉军,令用绿色旗,因此把汉兵叫做“绿营”。
统领八旗兵的,有将军、都统、副都统、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、领队大臣、城守尉、防守尉、协领、总管、副总管、参领、副参领、佐领、防御、亲军校、护军校、骁骑校等官。所统八旗兵,分别驻防京都及各省。旗兵数目,时有增减,清末时驻在京城内外的,有十二万人,驻防各省的有十万五千人,八旗兵共为二十二万五千人。
统领绿营兵的,有总督、巡抚、提督、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、外委等官。
绿营的最高组织为“标”。由各省总督统辖的,称“督标”,由巡抚统辖的,称“抚标”,由提督统辖的,称“提标”,由总兵统辖的,称“镇标”((因驻在城镇),由将军统辖的,称“军标”(只四川、新疆有军标),由河道总督统辖的,称“河标”,由漕运总督统辖的,称“漕标”“标”以下设“协”,副将统之。“协”下设“营”,由参将、游击、都司、守备分别统之。
“营”下设“汛”,由千总、把总、外委分别统之。以上各“标”“协”“营”“汛”,分布全国各地驻守,井备临时征调。全国绿营兵额,以嘉庆年间兵额最多,有六十六万多人,以后屡经裁减,到光绪间,仅存四十六万二千多人。
兵部所管政务,由所属武选、职方、车驾、武库四个清吏司及会同馆、捷报处分别掌理。行政方面,则设有档房、本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等单位。
兵部本为军事最高机关,但自雍正间设军机处之后,凡用兵大事,由军机处承皇帝意旨直接指挥,兵部已无实权。
5、刑部
刑部古代为“秋官”、“大司寇”,隋、唐以后,即为刑部。清朝的刑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所设六部的第五个部。以贝勒一人总理部务。下设满、汉承政各二人,蒙古承政一人,参政八人,启心郎一人,掌全国刑罚之政令。
崇德三年(1638),改为满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六人,副理事官八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,停贝勒总理部务,设满、汉尚书,无定员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满郎中六人、汉军郎中四人,满员外郎八人、汉员外郎十二人,满堂主事五人、汉军堂主事一人,满司主事十四人,满司库一人,汉司务二人;所属江南、浙江等十四司,各设汉郎中一人,员外郎一人,主事一人,满笔帖式九十六人、汉军笔帖式十九人,汉司狱四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九年又停止诸王贝勒兼理部务。到雍正十二年(1734)以后,以亲王那王及大学士管理部务,皆特简,无常员。以下各官,历年多有增减。
刑部职官最后名额,定为满、汉尚书各一人,满、汉左右侍郎各一人,堂主事满五人、汉军一人,满、汉司务二人,缮本笔帖式四十人。所属直隶、奉天等十七个清吏司(详下文)及督捕司、提牢厅、赃罚库等处,共有郎中三十八人,员外郎四十六人,主事三十八人,司狱六人,司库一人,库使二人,笔帖式一百二十四人经承九十八人。此外尚有额外郎中、员外郎、主事、七品小京官等,无定员,除额外人员外,其职官总数是四百零七人,在六部中是职官最多的一个部。
刑部总的职,是掌全国刑罚政令,凡死刑案件,会同都察院、大理寺(名为“三法司”)审拟具题。每年于八月间审办各省所报案件,名为“秋审”。于霜降后审办京内案件,名为“朝审”。
“秋审”“朝审”均会同“九卿”(六部尚书及都察院左都御史、通政史、大理寺卿为“九卿”)、詹事、科、道(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)各官集议办理。
刑罚分五等:一笞罪(用小竹板打);;二杖罪(用大竹板打);三徒罪(在本省服劳役);四流罪(发遣远方);五死罪(分“绞”与“斩”,斩罪重的有“枭示”,有“凌迟处死”)。
各种法律,也由刑部审定,分名例律(刑名)、史律(职制、公式)、户律(户役、田宅、婚姻、钱债等)、礼律(祭祀、仪制)、兵律(宫卫、军政、邮驿等)、刑律(盗贼、人命、诉讼等)、工律(营造、河防)七类。
全国刑名案件题、咨到部,按省区分十七个司办理。此外,并有督捕司、秋审处、减等处、律例馆、提牢厅、赃罚库、赎罪处、饭银处及清档房、汉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等单位,分掌刑部各项事务。
6、工部
工部古代为“冬官”、“大司空”,隋、唐以后都叫工部。
清朝的工部,是天聪五年(1631)沿袭明制所设六部的最后一个部。以贝勒(亲王或郡王)一人总理部务,以下设满承政二人,蒙、汉承政各一人,满参政八人,蒙、汉参政各三人,满、汉启心郎三人,管理全国工程事务。
崇德三年(1638)改设承政一人,左参政二人,右参政三人,理事官九人,副理事官十二人,启心郎三人,额哲库二人。
顺治元年(1644)停贝勒总理部务,将承政改为尚书(无定员),参政改为侍郎(满、汉左、右侍郎各一人),理事官改为郎中(满、蒙、汉及汉军共十七人),副理事官改为员外郎(满、蒙、汉及汉军共二十五人),额哲库改为主事(堂主事四人,司主事二十一人),启心郎未改(顺治十五年裁),并增设笔帖式一百一十人。
顺治五年(1648)定满、汉尚书各一人。八年以诸王贝勒兼理部务,九年停。雍正元年(1723)以亲王、郡王、大学士兼理部务。
乾隆十年(1745)以大学士兼理部务。自顺治年至光绪初年,各官历有增减。根据《光绪会典事例》卷二〇规定,其尚书,满、汉各一人(都是从一品)。左右侍郎,满、汉各一人(都是正二品)。郎中,满十八人,蒙古一人,汉五人。员外郎,宗室一人,满十九人,蒙古一人,汉四人。堂主事,满三人,汉军一人。主事,宗室一人,满十一人,蒙古一人,汉八人。司库四人,司匠二人,库使三十一人(以上三职都是满员)。笔帖式宗室一人,满八十五人,蒙古二人,汉军十人。缮本笔帖式十人(满员)。经承七十八人。此外,尚有额外郎中,员外郎,主事及七品小京官若干人。除额外人员不计外,工部总人数有三百十七人。
工部总的职掌,是“掌天下造作之政令与其经费”。凡土木兴建工程、水利工程、各项器物制作工程,都由工部管理。在京者,由各衙门报工部勘估兴修。较大的工程(工价过五十两,料价过二百两),要奏报皇帝批准兴修。
工料银过一千两者,要请皇帝另简大臣督修。各省修建工程,工料银在一千两以上者,如有例案可循的,随时咨报工部,年终汇奏一次。其无例案可循的,要先行专折奏准,然后再题报勘估银数,工竣后,再为题销。在京工程,由工部派员承修者,由承修之员造册送部。另派大臣承修者,由承修大臣造册送部。各省则由督抚造册(并有保固印结)送部。各地报送估销之册,统由工部查核备案。
各项工程所用经费,分“定款”、、“筹款”、“借款”、“摊款”四种。指明动用某种款项为“定款”。动拨其他款项交商生息筹备应用的为“筹款”。酌借某种款项,工竣后分限归还为“借款”。由人民摊征的为“摊款”。都按工价、料价及运费分别察核。各项工程之勘估、兴修及报销,都分别规定限期办理。
每年照例兴修的工程为“岁修”,按工程繁简,分为大修、小修。其工费各有定额,如有增加,须先奏准。如有节省或缓修,要照数归款。所报如查有浮冒之处,驳回更正,如仍不能核实造报,则将该管官员奏请议处。
各项工程所用人工,分金工、木工、竹工、藤工、石工、瓦工、土工、丝工、帛工(裁缝)、革工、角工(以牛角制器物)、筋工、纸工、漆工、画工、染工等十六类,每一类各按工序之不同,再行分工,共分五十三种。各种工人作工,都是按日计工。
各项工程,分别规定保固期限,如未到保固期限而倒塌者则令原办官员赔修(按具体负责范围,分独赔、分赔、代赔三种),按银数多少,各定赔款期限,限内不完,情节轻者,将余数再展限完缴,情节重者,则照例奏参议处。
工部内部机构,有营缮、虞衡、都水、电田四清吏司、制造库、节慎库、料估所及管理行政的清档房、汉档房、黄档房、司务厅、督催所、当月处、饭银处等单位。
(正文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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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康熙皇帝生擒鳌拜是一个怎样的故事?
引言:凡事要从娃娃抓起嘛,不管黑猫白猫,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娃娃思想单纯,初生牛犊不怕虎,容易控制,容易洗脑,出名要趁早,再许以高官厚禄,愣头小青年们做起事来根本不考虑后果,用现在的话来说:不服就是干。
侍卫就有所不同了,侍卫虽说是皇帝的亲属卫队,但这里面关系错综复杂,清朝的侍卫都是些功勋亲贵子弟,地位很高,侍卫一旦外放就是封疆大吏,像纳兰明珠、索额图早期都是侍卫出生。
康熙继位的时候还是个八岁的小孩子,想想我们八岁的时候还在干嘛呢,而宫廷宿卫,侍卫的排班站岗都是由四位辅政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安排,康熙这时候还不能过问。这些侍卫都是亲贵子弟,关系盘根错节,里面就有鳌拜的家族子弟。鳌拜是四位辅政大臣之一,是权臣。侍卫们都会为了自己的前程着想,思想比较复杂,难以驾驭,万一康熙找侍卫们捉拿鳌拜,难免会有人提前走漏风声,一着不慎,满盘皆输。
事实证明,康熙选小孩子这一举措是相当高明的,鳌拜根本不把小孩子放在眼里,私下里跟人说起康熙,左一个“老三”,右一个“娃娃”,何况这些陪康熙练布库游戏的小孩子,在心理上鳌拜就很轻视康熙和这些小孩子。而康熙正是利用了鳌拜的轻视心理,私下里让这些小孩子勤加苦练,排兵布阵。
鳌拜是武将出身,身经百战,武艺高强,并且战功卓著,哪会把这些黄口小儿放在眼里,他经常当着康熙的面越权行事,康熙看在眼里记在心里,心里暗想,迟早除掉你这个老匹夫,正好你轻视,那我就整天玩些小孩子的把戏,继续迷惑你,你只看到了第二层境界,而你把我想到了第一层境界,其实我是在第五层境界,我先静静的看着你装,等时机到了,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。
于是,康熙私下里勤学政务,苦读史书,安排小孩子们练习武艺,表面上仍旧装作一个无知小儿,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小孩子爱玩的天性,继续迷惑鳌拜,等待时机成熟。
康熙八年,少年康熙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,他此时已经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了,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,经过事先安排,康熙在武英殿召见鳌拜,鳌拜像往常一样大大咧咧的来了,到了殿门口,侍卫让他解下佩剑,鳌拜想想也没什么,解下之后就进去了。
智擒鳌拜的过程设计相当精彩,宫女献茶的杯子是用滚开水煮起的,椅子有一支脚是将断未断的状态。康熙叫宫女献茶,鳌拜欠身接茶,杯子很烫拿不住落地,鳌拜倾身去捡拾,椅子脚断,鳌拜摔倒,康熙高喊:快扶鳌中堂,十几个孩子过来,鳌拜以为是来扶他的,并没有十分在意,没想到,这些少年一拥而上,瞬间鳌拜被七手八脚地按在地上磨擦。
饶是鳌拜武艺高强,但双拳难敌众手,就这样一代权臣鳌拜就此落下帷幕,之后康熙给他定了三十大罪状,但念在他之前有功于清室,并没有处死他,而是终身监禁,鳌拜的后代也得到了善待,后来鳌拜死在了监禁中,至于怎么死的,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详细情形,且听我细细道来!
鳌拜的所作所为决定了他的结局顺治“驾崩”之前,传位于皇三子玄烨,但此时的玄烨年龄尚小,于是他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辅佐玄烨。这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: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、遏必隆。特命内大臣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鳌拜、遏必隆、为辅臣。伊等皆勋旧重臣,朕以腹心寄托,其勉矢忠荩,保翊冲主,佐理政务。布告中外,咸使闻知。
索尼资格最老,地位也最高,德才俱佳,但此时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,似乎有点显的老气了;苏克萨哈原始是多尔衮的亲信,多尔衮倒台后,他反咬一口,说了很多多尔衮的罪行,才保住了地位,此人颇有才具,敢于任事,却又资力太浅众人也不把他看在眼里;遏必隆此人凡事不肯出头,柔过于刚,唯唯诺诺,决不至于生事,但也不愿意揽事;鳌拜此人明决果断,文武双全,战功卓著,但是胆子也很大。
开始的时候鳌拜还有点收敛,但随着索尼越发老去,身体一天不如一天,经常不能上朝,在家里养病,苏克萨哈又出卖过多尔衮,鳌拜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,遏必隆不惹事也不揽事,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,索尼一不在行,康熙又小,鳌拜俨然成了四位辅政大臣之首,独揽大权,独断专行。
首先他开始了圈地,他以二十年前的圈地中,多尔衮偏向正白旗为借口,便欲趁康熙年幼,索尼病重之机,将被正白旗强换去的好地重新换回,就势再扩大自己的庄园,他连热河八大皇庄的地都敢圈了去,闹的人心惶惶,不得安宁,饥民遍地,这个圈地之法,实在害人不浅,其他人敢怒不敢言。
还有鳌拜借机杀了顺治帝留下的侍卫,这几名侍卫得罪过他,鳌拜找了个借口直接到大内拿人,并且没有报告康熙直接杀了,理由是这几名侍卫擅骑御马,在御苑里使用御用弓箭射鹿,大不敬,是欺君之罪,直接弃市,弃市很很重的刑法,索尼病重,苏克萨哈说话不管用,遏必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鳌拜越来越放肆了。
这还不算完,鳌拜找机会又除掉了同为辅政大臣的苏克萨哈,这期间索尼病死,康熙已经亲政一年,鳌拜仍旧不放权,苏克萨哈看不惯鳌拜的所作所为,请旨去守先帝陵,此举是为了让拉鳌拜下马,同为辅政大臣,他不惜自己的地位,用这种举动主动放权,同时也暗示着你鳌拜也改放权了,康熙长大了,理应总揽全局,你仍然不放权是个什么意思。
鳌拜从不正眼瞧苏克萨哈,此时苏克萨哈倒给他使绊子,鳌拜哪里能忍得,率先发难,以他权臣的身份,联合一帮人给苏克萨哈定罪了,别说罪名定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苏克萨哈身为辅政大臣,身受先帝重托,不知仰报天恩,却大肆狂吠,欺蔑主上,苏克萨哈辜负先帝托付之恩,不尊当今皇上,与谋反无异,理应处斩。
康熙过问此事的时候,鳌拜居然一点面子也不给,甚至当众对康熙很不尊重,身为天子,哪里能忍这些,从此,康熙决心除掉鳌拜。
康熙亲政需要立威,而鳌拜正好是他立威的对象,拿掉权臣鳌拜是康熙亲政办的第一件大事鳌拜的所做所为,令渐渐长大的康熙越来越难以忍受,康熙从六岁起,便开始读《帝王心鉴》,晓得帝王的尊严,不仅要靠天意神意,靠仁义礼智信,还要靠让臣子永远摸不透他的庙谟之深,躬虑之远,越是猜不透的东西便越神秘,越神秘的东西便越是尊贵,这可以说是千古不移的章法。
康熙还经常读史书,《后汉书》里记载的质帝也是八岁登基,聪颖过人,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,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‘跋扈将军’,被梁氏恨之入骨,暗以毒饼为饵,质帝死于非命。康熙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自己。
他通过读史思考,想到了办法,韬光养晦等待时机,外作大智若愚之相,内蓄敢死勇士,结纳贤臣,扶植清议,时机一到,诛除鳌拜,只需要几个力士便可以了。
康熙想既然鳌拜视我为无知小儿,何妨将计就计,佯示彼以无知,乘其不备,掩而执之,付有司审明罪条,以律治罪!他想暗中遴选子弟,专门陪自己做小孩游戏,比如打布库游乐嬉戏,鳌拜肯定不会在意这些的。
于是他派亲信慎选人员,宁精勿滥,周密策划,一旦时机成熟,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从速擒拿鳌拜。
行事之前康熙对这些个选的小孩子进行了一番洗脑和许诺。天听自我民听,天视自我民视,贼臣鳌拜专权欺主,擅杀大臣,圈换民地,涂炭生灵,其心奸险,其罪难赦!当今社稷垂危,有被鳌贼篡夺之虞。朕每念及此,五内如焚,食不甘味,寝不安席,中夜推枕,绕室煎虑。朕决意托祖宗在天之灵,擒拿鳌贼。列位壮士皆我大清忠贞之臣,望能奋发用命,卫我朝纲,靖我社稷!若有不测,吾敬尔母如朕母,待尔妻如朕妹!
愣头小青年们听的热血沸腾嗷嗷叫着要干掉鳌拜,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。我等岂敢惜身而与国贼共戴一天!主上请降圣谕,臣等虽赴汤蹈火,也决无反顾!
于是,在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,鳌拜像往常一样正常上朝,请见康熙的时候,被当时还是侍卫的索额图拦住,并要求他解下佩剑。鳌拜想了想没什么不对,交给了索额图,进了殿内,康熙命人看茶,茶是用滚烫的开水泡的,递给鳌拜的瞬间,宫女假装不小心失手,烫的鳌拜跌倒在地,康熙赶紧让人去扶鳌拜,于是从四面八方跑来十几个小青年来“扶”鳌拜,鳌拜乐呵呵的等着来扶,结果愣头小青年们到了跟前,直接七手八脚的按住了鳌拜。
饶是鳌拜英武,但此时年纪也大了,寡不敌众,不一会便被制服了,制服之后,康熙直接宣布了鳌拜的三十大罪状,当场下入大狱。自此,一代权臣败在了小孩子的手中。
写在最后其实,鳌拜根本没有不臣之心,他没有想过背叛爱新觉罗家族,只是他锋芒太露,妄自尊大,越权行事。康熙少年老成,除掉鳌拜只是彰显了他的手腕,他想要让众臣子真心的服从于他,只能拿权臣鳌拜祭旗,之所以用小孩子,是因为小孩子好控制,听话,能掩人耳目,不那么显眼,而且都是愣头青。其实,拿掉鳌拜只是手段,康熙对鳌拜的后代还是不错的。
3. 满清十大酷刑之一的腰斩是如何被雍正废除的?
何为“腰斩”:顾名思义,就是刽子手用重斧在犯人腰上猛砍一刀,将犯人截成两半。腰斩最早出现在周朝:周朝的死刑有三种,车裂、斩、杀。其中斩就是腰斩。
“令民为什伍,而相牧司连坐,不告奸者腰斩。”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上》:“季龙志在穷兵,以其国内少马,乃禁蓄私马,匿者腰斩。”《秦并六国平话》卷下:“李斯、李由虽无罪犯,枉受其罪,只得枉招……遂具五刑,论腰斩咸阳市。” 吴晗 《朱元璋传》第七章三:“元璋知道《上梁文》又是高启的手笔,旧恨新罪一并算,把高启腰斩。”
处于腰斩的历史名人:1、李斯:始皇帝去世后,与赵高合谋,伪造遗诏、立胡亥为帝、迫使扶苏自杀。后与赵高争权,被诬告李斯与儿子谋反,被二世腰斩于咸阳闹市。
2、晁错:西汉时期,晁错提倡“重农抑商”政策,提议削藩损坏诸侯利益,诸侯以“诛晁错,清君侧”为名,举兵反叛。为尽快平乱,景帝将晁错腰斩于东市。
3、栾大:汉武帝时的方士,因汉武帝好神仙,栾大以能通神、且能令武帝长生不老为噱头取得武帝信任。后武帝发现栾大的方术大多不验,栾大并不能通神,皇帝的信任换来的是欺骗与失策,还因此耽误了长公主,愤怒的武帝将栾大腰斩。
4、辩机:唐代婺州(今浙江省金华市)人。十五岁出家,师从大总持寺著名的萨婆多部学者道岳。并驻长安西北的金城坊会昌寺。帮助玄奘翻译经文,撰成《大唐西域记》一书。与唐太宗之爱女高阳公主私通,后来高阳公主相赠之金宝神枕失窃,御史庭审之时发案上奏,发现高阳公主与辩机的奸情,唐太宗怒而刑以腰斩。
5、俞鸿图:雍正年间,科考时,他的仆人欲得举子贿赂,与他的妾林氏串通,收受金银帮助他们作弊。雍正十一年河南巡抚王士俊弹劾俞鸿图纳贿营私,雍正帝遣户部侍郎陈树萱查明属实。刽子手执行腰斩,犯人要想快死,必须给钱。但由于俞鸿图绑赴刑场时才得知自己被处以此种酷刑,所以没有准备银两。刽子手给了他一个慢死,俞鸿图被腰斩后,上半身还能在地上打滚,鲜血满地,他用手指蘸上自己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“惨”字,才痛苦地死去。雍正帝也以此刑残酷至极而下令封刀,腰斩之刑自此废除。
4. 中国古代的票号为什么没有一家发展成现代化的银行?
前言
中国古代钱庄的出现最早的时期是唐朝,当时称为柜坊。到了元朝时期,忽必烈附会汉法,运用汉文人王文统理财,王文统通过结合前人的经验,设置了一套纸币发行模式,由官府直接发行及推广。
到了明朝正统时期,因大明宝钞过度贬值,同时白银在民间同行,明朝开始进行了货币改革,借鉴了元朝王文统的一些措施,设立了钱铺。明末,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,不仅经营兑换,还办放款,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,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,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。此外,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、钱米铺等,在农村相当活跃。
清朝时期,以八大皇商为首的晋商作为基础,继承了明朝时期的钱庄生意,改变了明朝时期钱庄是由政府和私人合作的模式,进入到私有化进程。并随着钱庄的发展、家数增多,清朝时期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。同时通过发展形成了一种多功能商业资本运行模式的旧式信用机构。
事实上,晋商的票号,已经具备的现代银行的雏形,它的衰败更多是因为清朝的衰落所致使的。
为什么山西票号无法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银行?原因很多,总结一下大概有以下几点:
一、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纷争。
权与钱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体的,不管是古今中外。欧洲的银行业发展其实也有过一段时间的集权国有化现象,只是在大航海时代时,私有化、股份化的机制打败了以西班牙、葡萄牙的集权国有化。
清朝入关后,给予了在战争时期支援满清的晋商于皇商的称号的同时,也允许了晋商成为蒙古、新疆区域的为数不多的汉商贸易特权。这使得晋商获得了较好的商业氛围,到了晚晴时期,晋商成为了全国最大的商业集团,同时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私有化的票号。
可是这个商业集团的基础是在清政府的允许之下所运行的,同时作为资本市场,山西票号也不可避免成为某个官员或某个集团中的一员,形成了典型的官商结合体。也就构成了后来纠缠不清的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矛盾。
票号在政治或战争时期,必须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该集团或该官员之中,形成了大范围的亏空现象。最终大部分的山西票号都死在集团的衰败之后。
而西方的银行业,商人和权贵的结合,商人并非是附庸者,有时候还是决策的推动者,因此商人下的银行业不会因为权贵的某项决定而投入全部资金,或者是将风险分摊化(债券)。故哪怕是荷兰的银行业,也不会因为国家的战败而崩盘。
二、山西票号的过度私有化。
山西票号有个不成文的规定,其内部成员,哪怕是实习生,也都必须出自于山西人,甚至最好是那几个县城之内的人。
这使得不管是权贵在内,或是最高统治者都不可避免对这个庞然的金钱帝国起戒心。
而西方的银行业,由于早期的资金和国家或权贵的规模过小的问题,致使了西方的银行业在私有化进程之中选择了股份制度,在不经意之间避免了因其金钱的过于强大,而遭受集权主义的打压。
所以研究晚清史时,都能看到山西票号,经常是随着背后权贵的失败而败亡,最为典型的就是胡雪岩的阜康票号。
三、古代中国缺乏工业体系,致使古代的票号沦为高利贷的代名词
清朝时期的工业体系主要就是纺织业和瓷器制造业,而且这种所谓的工业,就跟教科书上所述的,本身就是手工业为主,小型机器为辅的作坊性。
而山西票号的发展,起于清政府允许他们独家式的经营蒙疆区域的商业模式。可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山西地处内陆等等关系之下,同时期的工业革命,晋商并没有任何的了解以及引进。
因此晋商之下的票号发展,走向了另外一条极端金融道路之上——给予个人形式的高利贷。
而同时期的西方,由于工业革命,工业这台巨兽吞噬了一切可以吞噬的贵金属。西方很多文学作品都有描述,同时期的银行家为富不仁,从来都不理会穷人的需求,不愿意放贷给穷人。这是因为银行业的钱大都流入了工业体系之中,这对于银行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较为良性的循环——企业获得资金,购买更多的原材料以及扩大生产规模,而工人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遇以及薪酬,同时又会消费更多的商品。而银行业就能从中获取收益。
可清朝时期的票号,更多的发展模式是,通过贩卖商品到达蒙古区域,可蒙古人并没有更大的购买力,因此票号就放贷给予蒙古人,最终的结果就是蒙古人负债累累,将土地、甚至是个人都成为票号的资产,票号最终成为大地主。
这模式在晚晴时期又扩张到了江南或在中原腹地,甚至是广西、云南等边疆区域。大量的普通人口沦为佃农甚至是农奴,加深了社会矛盾,同时也让集权政权对于票号的忌惮。
因此晚晴时期,每每出现农民起义,首要被冲击的除了官府之外就是票号。而同时期的西方银行业,当面对产能过剩所带给的社会矛盾之时,都会选择推动国家对外发动战争或者寻求另外的一块产品倾销地,来规避国内动荡的风险。
总结
归根结底,古代的票号衰败与国家的体制以及国内的文化有关,古代的商人只能寻求成为权贵的附庸,而非是决策层的参与者。资本市场是嗜血的,西方的银行业是狼,可晚晴时期的票号,只能算做一头藏獒而已。
5. 身为湖广总督的老爸为何无动于衷不求情?
戊戌变法本应有“七君子”,结果“六君子”英勇就义,惟独一人幸免,这一人的幸免是得益于李鸿章、荣禄两位重臣搭救。所以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虽贵为封疆大吏,但在慈禧太后面前的分量还是逊色许多。变法本是改革措施,但由于袁世凯告密,“定性”成谋逆活动。这样的情况下谭继洵只有两条路,要么参照康有为、梁启超的方式,安排谭嗣同逃亡海外;要么撇清关系,不闻不问,以免祸及全家。显然,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牺牲,这就成了慈禧太后执意要杀,谭嗣同本人执意赴死,谭继洵无动于衷则是保全一家老小的性命。
(戊戌六君子)
戊戌政变后的抓捕与“营救”个例自中法战争、甲午中日战争连连失利以后,清朝国内舆论压力巨大,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李鸿章首先背锅“下野”,罢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。慈禧太后的“中体西用”模式彻底破产,所以也就放权光绪帝。意思就是你们年轻人思想观念新颖,那给你自由你来干,都说我守旧,我到要看看你能玩出什么新花样。光绪帝一看,这不是“翻身农奴把歌唱”吗,满腔抱负的热血青年就这样上线了。
(慈禧、光绪帝)
这就好比被家长一直约束着的熊孩子,一旦放开了束缚,熊孩子就像是脱缰的野马,难以控制。光绪皇帝的变法得到允许后,于1898年6月11日正式开始,光绪皇帝由此才感受到了一国之主的滋味。之前有些想法都要率先请示一下“亲爸爸”,自打变法以后就逐渐变成了通知一下老佛爷。慈禧在军机处安排的军机大臣逐一成了闲差,而督办军国要事的成了谭嗣同等4位年轻有为的军机章京。(军机处成了年轻人的天下)
“怀塔布、立山等,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,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。”——《戊戌政变记》军机处都成了这样,更何况从上到下各部院衙门的官僚呢?大多衙门的人事换血是直接裁撤守旧派官员,这些被裁撤的官员不乏皇室宗亲和王爷贝勒,他们成天跑慈禧太后面前哭丧一般,搁谁不烦呢?而这些守旧派官员都是慈禧曾经依赖的重臣,光绪帝这么一闹腾,显然是要架空老佛爷啊!(向慈禧哭闹的大臣)
老佛爷叱咤风云这么久,也不是吃干饭的啊,连忙从甘肃调回荣禄,顶了李鸿章的缺,9月份就以训练新兵为由调兵至天津、长辛店。而光绪帝并没有感到威胁,于9月13日向慈禧提出开懋勤殿、设顾问官。这意思就是效仿康熙帝的南书房,明显是嫌弃军机处的守旧派老臣碍手碍脚,欲在军机处之外令设属于自己的秘书机构。(荣禄剧照)
通过辛酉政变“发家致富”的慈禧太后具有极强的政治嗅觉,一眼看穿了光绪帝的小把戏。光绪皇帝挨了顿骂,灰溜溜的走出颐和园。14日晚便召见杨锐,赐衣带诏,令康有为、谭嗣同尽快想法挽救局势,说明光绪皇帝此时才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威胁。
康有为等人接到衣带诏后,就跟刘备痛哭汉献帝一样,悲伤万分。接着痛定思痛,想到了编练新兵的袁世凯,认为他是朝鲜战场回归的新派军官,具有拉拢的可能性,在情急之下可以通过手中的兵权保护光绪帝。所以9月18日晚上,谭嗣同肩负着光荣使命来到法华寺,开门见山的向袁世凯透露来意。(袁世凯剧照)
袁世凯一见谭嗣同这么直爽,于是就先应下保护皇上的差事,然后听取了谭嗣同部署的详细计划。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说,慈禧太后调兵至天津,其实是想废掉光绪帝,荣禄下辖的三支新军,属袁大人最能打,请袁大人做好准备,必要时立刻发动兵变诛杀荣禄,然后控制军队和老佛爷。
到了20日,袁世凯受到皇帝召见,并被光绪帝授以“副部级”侍郎的高官,赐以除贼密诏。可袁世凯转身回到天津就向荣禄告发了谭嗣同以及光绪帝的计划。这件事情虽然有争议,诸多学者提出袁世凯告密有待考证,但后续发展却不出意外,即使袁世凯没有揭发,他也没有按照约定发动兵变。所以慈禧太后立刻囚禁光绪帝于瀛台,封锁紫荆城,以3000军士全城搜捕维新人士。
梁启超见形势有变,一溜烟的逃到北京城的日本领事馆,通过伊藤博文逃往日本。逃走前还请求伊藤博文照会上海领事馆搭救康有为,最终也使其顺利逃到日本。在9月22至24日的三天时间里,谭嗣同还策划救出光绪帝,梁启超临行前劝其一同逃跑,可谭嗣同就是不走,并声称自己要做“为变法流血牺牲的第一人”。
到25日,戊戌六君子全部被抓,慈禧太后的旨意是无需审问、斩立决,所以六君子于28日英勇就义,从抓捕到处死就短短三天。而就是这短短三天的时间里,一同被捕的维新骨干徐致靖得以豁免,而他是慈禧亲笔批文立即斩决的头一个人,他为何能被免死呢?(谭嗣同剧照)
先来说说为何慈禧第一个要杀徐致靖。首先,他是“祸首”,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是他保举的,举人不明在先,祸乱在后。其次,他的官最大,维新骨干里,徐致靖在维新变法时官拜礼部侍郎,前面说了是副部级从二品;而军机章京是兼职,只是挂个四品衔,为了给予工作便利,四章京以外的人员多委以主事、郎中的职位,即五至六品左右的官阶。最后,他上的折子最多,这代表维新变法中,他出的主意最多,这是给维新派定罪的重要指标。据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记载,当时老百姓在菜市口等囚车,都认为徐致靖会是头车,当头车谭嗣同出来时,百姓一头雾水。(李鸿章剧照)
再来说说为何慈禧绕过他。首先,他是“投案自首”,抓捕当天外出在外,他是有机会逃跑的,可他选择回到家自首归案。其次,徐致靖的父亲与李鸿章交好,李鸿章当时舔着老脸找到慈禧太后的心腹大臣荣禄,称徐致靖如同自己亲侄儿一般,且是个书呆子,受人蛊惑而已,并不懂变法,请荣禄给说个情,这两位重臣的面子最终是挽回了徐致靖的命。最后,此案是未经司法程序的审理,直接由慈禧太后下令做出的判决,所以具有操作的余地,否则刑部大印盖上之后,是没有“二审”的机会了。徐致靖的斩立决被改为了“斩监候”,即“死缓”,原则上是秋后问斩,但亦可朝审复核。复核后情有可原的,则可免死,所以他一直到1917年才在杭州病逝。(六君子赴刑场)
谭嗣同的父亲为何救不了他谭继洵是一个守旧派官员不假,但如果把守旧当做不营救谭嗣同的理由,则过于牵强,毕竟谭嗣同是其嫡长子。
策划慈禧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劻,参加者包括怀塔布、立山等亲贵大臣,以及部分台谏官员。这部分人可以认为是慈禧太后此时最信任的。解铃还须系铃人,找对了人才有搭救的希望,比如李鸿章并没有亲自出面找老佛爷,而是通过荣禄。
再来看看张之洞营救得意门生杨锐的路数。在得知杨锐入狱后,张之洞是急电盛宣怀,请协办大学士王文韶营救杨锐。这个王文韶就是戊戌变法期间,慈禧提拔的户部尚书,并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直军机处,为军机总理衙门三大臣之一,在变法期间没少暗中阻挠,可以看做是慈禧的心腹。然后还通过翟鸿请求找刚毅帮忙,刚毅是出了名的反对变法,甚至主张废除光绪帝的大臣,也是慈禧心腹。到了27日晚上,张之洞再亲自致电天津的荣禄,表示要亲自为杨锐作保,此时应该是知道了徐致靖免死的消息,所以最后找到了荣禄。(张之洞剧照)
但话说回来,荣禄已经保了一个,再保一个则显得袒护“康党”,这是不合适的;再者作为清流派的张之洞,无论是分量还是关系,都不及李鸿章,所以荣禄也未必会买他的面子。而张之洞在做着努力,杨锐自己却在“作死”,他在被捕时还骂刚毅刚愎无知,阻挠变法而误国误民,所以刚毅不仅不买张之洞的帐,还要打击报复,在慈禧面前鼓煽“此辈多杀几个何惜”,所以杨锐就没能保住。
“即湖北巡抚谭继洵守旧迂拘,虽人尚无他,要非能奉行新政者。此等即不逢裁缺,亦当分别罢斥,或优之听其告休。”——《清史稿》谭继洵的为官生涯算是老实本分,思想保守,幸得左宗棠赏识,才得以由京外放,最后当上湖北巡抚。由于思想守旧,在维新变法期间还被儿子的好搭档杨深秀参了一折。可以说他能够着的核心圈人物也就是左宗棠与谭钟麟,而此时的左宗棠已经不在人世,谭钟麟尚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,亦远离京城中枢,所以谭继洵与慈禧的心腹根本搭不上话。
京畿直隶由李鸿章扶持的淮系官僚、满洲亲贵守旧大臣为主,左宗棠的门生故吏、亲朋好友在京者并不多。即使能够搭上话,左宗棠与李鸿章本身就是两大对立的官僚派系,到了核心圈作梗者恐怕不会少。再说守旧派大臣,谭嗣同干的是砸人饭碗的买卖,这时候守旧派同僚不会替其保全儿子,这一点是利益冲突的原则问题。所以谭继洵此时并没有太多出路能够营救儿子,反而此时他更应该考虑自己一家的安危,若是以谋逆论罪,抄家是跑不了的。(伊藤博文剧照)
而有一种言论说谭嗣同是密谋发动兵变的“罪魁祸首”,所以神仙也救不活。其实这是误解,如果将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分几个档次的话,康有为、梁启超是第一梯队,两位是掀起变法的领导人物;张荫桓、徐致靖是第二梯队,张荫桓是整个戊戌变法的外联核心,包括伊藤博文与光绪帝会面都是他一手策划的;戊戌六君子中的四位军机章京,加上专职弹劾守旧大臣的御史杨深秀,应该是第三梯队。而康广仁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跟班,是替哥哥康有为顶了包。所以康、梁二人一直是通缉对象,张荫桓则因洋人出面干涉免死,但遭到秋后算账,于9月29日发配新疆,于两年后被处死。而徐致靖一家多人参与变法,其子侄也都未被杀,还得说是关系硬才行。
所以谭继洵并不是不想救儿子,而是能力确实不够,这时候若是能攀上庆亲王奕劻,在其不计前嫌的前提下,估计也能得一“斩监候”,或是发配边疆。在没有这种能力时,与其四面奔走救子,到不如撇清关系,保全家人性命,所以他最终只是被免去巡抚一职,并未抄家或者赐死、发配。而且谭嗣同本有机会逃去日本,可他执意为了变法事业献出第一滴血。谭继洵虽思想守旧,却也满怀忠君报国之志,只不过父子俩的路线不同。所以对于儿子的捐躯赴国难,他只是留下“谣风遍万国九洲,无非是骂;昭雪在千秋百世,不得而知”的挽联。
参考资料:《清史稿》、《戊戌政变记》、《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》
6. 清朝的制台抚台臬台藩台道台府台学台各是什么职位?
其实清代官制基本承袭于明朝官制,但是在明朝官制上清代也做了调整,下面就来主要说一说清朝的地方官僚体系职务和品级。
制台就是总督,这个职位是清代封疆大吏制台就是清代的总督,比如两江总督、闽浙总督等等这些职位,这些总督下属一般都会尊称为“制台大人”,所以总督在民间也被称为制台。
总督这个职位也是始于明代,在明代景泰帝时期曾经设立总督,明朝著名的忠臣于谦就是第一位总督,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,在明英宗被瓦剌俘虏之时,于谦拥立明英宗之弟景泰帝朱祁钰即位,景泰帝就封于谦为兵部尚书、总督京师、南京一切事物,这算是明朝第一位总督出现。
但是在明代最初总督和巡抚都属于不长设的官职,也就是非定制官职,遇事才有总督,事后则撤销这一职务,到了明中期之后,总督算是成为定制官职,比如蓟辽总督袁崇焕等等,明朝时总督素有“文帅第一重任”之称。
到了清朝总督则成为了清朝地方九大封疆大吏之一,在清朝总督是几个省之内最高军政长官,掌握两个省或多个省军政大权,但是相比于巡抚,清代的总督更加偏重于军事管理,但却是文官。
清代总督官级为正二品,按文官级别走,但是清代武官级别都很高,就拿提督(相当于现代省军区司令)来说,提督掌管一省军务,但是提督的官职确实从一品,而作为从一品的官员,各省提督却需要受正二品的总督节制。
因此为了凸显总督的身份地位,清代的总督一般都会在中央兼任六部尚书的职务,这样一来总督的官阶就变成了从一品,和提督对等,就可以约束节制提督了。
清代总督所管辖区域也不完全是定制,而是根据皇帝对这个人的信任和喜爱划分区域,比如雍正时期的闽浙总督李卫。
李卫在雍正时期出任闽浙总督兼署刑部尚书,属于从一品官职,按照李卫的职权来说,他所管辖区域就是浙江和福建两省军政大权,但是雍正时期两江总督范时绎因为对文字狱督办不力,被雍正撤职,于是雍正将两江三省即江西、江苏外加安徽三省划入李卫的职权范围。
也就是说江南五省军政大权全部归李卫节制,也使得李卫成为清代历史上权力非常大的总督之一,李卫当时虽然叫浙江总督,实际就算是江南总督了,他实际权力是管辖江南五省军政大权。
还有再比如雍正还独立开设了一个鲁豫总督的职位,在雍正之前是没有鲁豫总督这个职位的,雍正专门为他信任的大臣河南巡抚田文镜开设这个职位,田文镜在河南推行雍正新政十分给力,是雍正的得力助手,所以雍正破格为田文镜设立了鲁豫总督。
雍正将河南全省外加山东地区划归给田文镜,而让田文镜成为了鲁豫总督,田文镜去世后这一职位就被雍正废除了,可见总督这个职务还可以根据皇帝喜好和当时局势变换来随意调整。
总督这个职务也没法类比我们现代的官职,如果有一比的话,那就是我们建国初期六大局第一书记可以与之相对应。
所以说总督是清朝最重要的封疆大吏,虽然官级不是很高,但是权力很大,掌握多个省份军政大权,往往出任总督的人都是皇帝最信任的人。
抚台就是巡抚,相对于总督,巡抚偏于处理政务巡抚这个官职其实是始于南北朝时期,但是在明朝之前,各朝各代的巡抚都不是定制官职,属于不长设官职,也是和最开始总督一样,遇事则设,事后则撤。
同样和总督相似,巡抚也是到了明朝中后期才正式设为定制官职,到了清代时期总督和巡抚制度已经非常完善,所以巡抚一般和总督并称为“督抚”。
总督和巡抚其实没有从属关系,属于并行制,总督名义上是管理数省军政大权,其实偏于军事,而巡抚相较于总督,则是偏于管理民政。
在清代巡抚是从二品官阶,还是清代武将职级较高,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提督都已经是从一品了,而且布政使也是从二品,但是一旦遇有紧急事情,不管是提督还是布政使都要受到巡抚节制。
所以为了平衡职级,巡抚一般在中央都兼任六部侍郎的职位,虽然六部侍郎也是从二品的官级,但是两个从二品一兼就变成了正二品职级。
因此虽然总督和巡抚没有从属关系,但是从官级和权力以及遇事的调度来说,总督都是要比巡抚高一些。
但是清代为了避免一山二虎现象,总督和巡抚的治所一般都不在一个地区,就是为了区分开来,总督尽量不插手各省政务,而各省政务还是以巡抚为主。
清代的巡抚可以相对为我们现代的省委书记兼省长,所以说这个职务在古代是权力非常大的地方高官。
但是不要以为各省总督和巡抚不受监管,权力很大,其实他们也是受到朝廷监管,在清代各省分道设巡按御史,就是专职用来监督各省从总督巡抚到知府知县的监察职务,除了固定的巡按御史,清政府中央每年不定期还会派遣都察院的公差御史巡视各个省份。
所以说在清代总督和巡抚也并不是权力泛滥,也是受到御史监管。
藩台就是布政使,相当于一省之内仅次于巡抚的第二把手藩台就是布政使,也被称为藩台,这个职务的权力也是非常大,主管一省的财政和民政大全,在明朝初期,布政使就相当于一省的最高长官,因为当时巡抚不是定制官职,所以省内以布政使权力最大。
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和清代,巡抚成为固定官职,布政使则成为了一省第二把手,如果把总督算上,那布政使就属于第三把手了。
布政使主要职能就是负责一省民政和财政,布政使的官级非常高,在清代布政使一般是从二品或正三品,和不在中央兼职的巡抚是几乎同一级别,但是巡抚通常都会在中央兼职,所以级别和地位还是要高于布政使,而且巡抚有兵权,权力也比布政使更大。
明朝时期布政使权力相当大,说这个职位是一省省长也说得过去,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之后,巡抚出现,布政使权力就有所下降,但是明朝时期巡抚和布政使没有从属关系,权力属于平行,类似于清代总督和巡抚的关系似的。
但是到了清朝以后布政使正式定为是总督和巡抚的属官,尽管一省实施政令还是以布政使为主,但是布政使必须上报总督和巡抚,由他们层级上报中央才行,所以清代布政使的职务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常务副省长。
所以说布政使就相当于一省的第二把手,算总督的话就是第三把手,也算是地方高级官员,权力比较大。
臬台就是按察使,相当于一省之内的第三把手臬台就是按察使,主管一省的刑法之事以及兼署一省的吏治考核。按察使这一官职是由最初的宋代提点刑狱司而来,就是电视剧《大宋提刑官》里面中国法医学鼻祖宋慈就是这个职务最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到了明朝之后,明朝初期将一省军政法三权分立,一省之中有都指挥使,主管军权;布政使主管财政和民政;按察使主管刑法和吏治。明朝中后期又出现巡抚统一协调这三大职权。
到了清代以后,清朝将巡抚设为一省最高长官,废除了都指挥使,改为提督管理军事,布政使和按察使职能不变。
所以按察使在一省政治上抛开主管军事的总督和提督,这个职位算一省之第三把手,仅次于巡抚和布政使之下。
在清代按察使为正三品官职,和布政使官职几乎相等,也是一省的高级官员。用咱们现代的官职对应,那按察使就相当于副省长兼省长法委书记。
道台就是道员,是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属官道台通常指的就是各省道员,清代一省有巡抚总管一省事物,布政使和按察使帮助巡抚分管具体事务,那么也不能就累布政使和按察使两个人啊,布政使和按察使属于是巡抚的属官,那么他们底下也是有属官的,那就是道员,也称为道台。
道员的官职品级跨越比较大,具体要看是管什么事物的道员,在清代道员一般官级为从三品到从四品。
布政使属官分为左右参政道和左右参议道,参政道道员品级比较高,是从三品官级,参议道品级相对较低,是从四品官级,到了乾隆朝时期,乾隆废除了参政道和参议道,统一为正四品道员。
按察使的属官道员一直都是正四品官级,所以外加布政使下属道员后来也都改为正四品官级,因此清代在乾隆时期之后道员官级一般都是正四品官级,道员的官级也就比知府还高一级,所以清代道员地位在巡抚、布政使、按察使与知府中间。清代的道员官职也基本就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各省厅厅长。
府台就是知府,一府之中的第一把手府台就是知府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市长兼市委书记,是一府之中的第一把手。
清代的知府一般都是从四品官职,但是顺天府尹和奉天府尹不算,顺天府和奉天府相当于我们现代的直辖市,所以这两地的知府比一般知府官位高两级,这两个府尹都是正三品官职。
再多说一句,在清代知府还有两位副手,分别是同知和通判,同知是正五品官,相当于常务副市长,名义上就是知府的副手,辅助知府处理政务。
通判是正六品官,相当于按察使的职能,属于主管一府的诉讼、刑法和治安,同时别看通判官职比知府和同知都低,但是通判有权力监督知府和同知,所以说通判官职虽低,但是权力可不小,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和纪委书记。
学台就是学政,是没有品级的兼职学台就是学政,而学政全名叫做提督学政,就是主管一省之教育,相当于现代的省教育厅厅长。
但是在清代学政这个官职是没有品级,确切的说不是没有品级,而是大多由中央官员兼任这个职务。
在明朝时期这个职能是归属在布政使的职能范围内,而到了清代,布政使就没有了这个权力了,清代也不在各省设置这个官职,而是在中央选择官职兼管各省的这一事务。
所以这个职务没有品级,以兼职的中央官员本身品级为主,通常中央都会派六部侍郎、翰林院编修或侍读学士、都察院御史以及六部郎中兼任各省提督学政,以兼任者本身品级为主。
比如清代出名大才子纪晓岚,在纪晓岚随乾隆南巡期间,纪晓岚当时官职是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,而乾隆钦点纪晓岚提督福建省学政一职,纪晓岚就是以侍读学士身份兼任了学政,那么他的官级还是从四品的侍读学士。
但是清代规定凡是兼职出任学政的官员,必须是正规的两榜进士出身才能兼任各省学政一职。所以可见清代对于学政这种教育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。
因此来说学政又与布政使、按察使不同,严格意义上说这一职位并非地方官、而是由皇帝亲自委任指派的官员,反倒是有些类似钦差的性质的工作。
写在最后清代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官僚体系大致基本就是这些,按照官职级别和权力大小来排,那就是总督最大,其次是巡抚,再往下就是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道员和知府,学政单划出来不在其列,毕竟学政大多是兼职,类似于钦差性质不好对比。
其实大致看下来,清代各省主政的官职和我们现代还是很相似的,虽然清朝属于封建王朝社会,但是对于政务处理划分也是很细致。
小岛知风拙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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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人是谁?
凌迟是中国历史上十大酷刑之一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“千刀万剐”。纵观中国历史上,受此酷刑的上至达官贵人,下至平民百姓不乏其人。
比如明朝抗金英雄袁崇焕,据说被诬陷“通敌”判凌迟处死,刽子手割了他3600多刀,每片肉仅铜钱大小,“体无完肤”这个词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。再如明朝大宦官刘瑾,由于民愤极大,罪大恶极,被割了3357刀……
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“凌迟”成了罪犯谈虎色变的刑罚,然而清朝一个罪犯,别出心裁的要“专享”这种刑法,唯恐达不到量刑尺度,竟然当众侮辱慈禧太后。
本来此时清朝已经废除了凌迟这一酷刑,在他的努力下,慈禧专门为他恢复了凌迟之罪,因此他也成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被凌迟的人。此罪犯终于如愿以偿,含笑领受了这一“福利”。
据说此人被割了4000多刀,超过了上面的崇祯和刘瑾,创造了被凌迟之惨、被割的片数之多“吉尼斯”纪录,被刽子手誉为历史上最硬气的人,此人就是清末土匪、巨盗康小八。
【康小八奇人奇事】康小八,绰号吴秃子,原来姓吴,后过继给北京东皇庄的康家,故改姓康,康小八长得其貌不扬,天津卫人。清末巨盗、土匪,江湖人称康八爷,清朝最后一个被凌迟处死的犯罪分子。
不知你发现了没有?在古代有一种叫“光棍”的人,此光棍并非是没有老婆的男人这种现象,通俗的讲就是这些人够心黑手辣,做事不计后果。
他们一生都做着“立棍”的事情,俗称“创光棍”,说白了就是做恶。比如平常人爱惜生命,他却能做到砍自己的腿,剜自己的肉,用这种方法恐吓常人,为以后为非作歹没人敢出头制止创造有利条件。
这种人的信条是:“既然不能流芳百世,那么就遗臭万年吧!”(看看身边有没有这种人?)
康小八用他的一生,诠释了什么是光棍康小八起初也是一个穷苦人。靠着家里的三头毛驴帮人拉货送货,日子过得也算凑合。但他并不满足现状,看着达官贵人吃香喝辣的,康小八心里不平衡,仇富的心理像野火一样蔓延。
他变了,变得冷酷无情心黑手辣,他决心要“创光棍”,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他做恶的人生。
当时邻村一个财主看中他下手很黑,是个人物。于是高薪聘请他做自己的保镖,并专门从日本为他购置了一只左轮手枪和四百发子弹,康小八接过手枪爱不释手。
一年过去了,有一天财主突然提出要收回这支枪。原来有人对财主说:“康小八家中只有三头毛驴,而你(指财主)家大业大,他是不安定分子,一旦惹下事后一走了之,你怎么办?”
财主一想这话有道理,于是提出收回手枪。
康小八对财主收枪的做法十分不高兴,但没有表现出来。于是说“我再玩三天就还给你”。
到了第三天,恰好二人去京城收债,等回来路上康小八起了贪念,当二人走到一条荒凉的地方时,康小八对财主说:“我说话算话,这枪还给你吧。”
财主伸手去接,康小八扣动扳机,一枪打死了财主。然后把财主的钱财揣在怀里上山当了土匪。
康小八本来有作恶的心理,加上当时的历史背景——好人受气,坏人吃香。他认为杀人越货、收保护费、打家劫舍来钱快,并且还受到四方好汉的尊敬,于是康在“黑道上”运走越远。
不到几年时间,康成了天津卫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的“大哥大”。官府对他无可奈何,老百姓对其避之不及。
古语云:“人怕出名,猪怕壮”。康小八的崛起引起了清廷的关注。慈禧太后亲自督署康小八一案。
1908年的一天,康小八偶然遇到了表弟,他不知道自己的表弟此时是昌平的一个捕快班头,表弟为了立功得到赏金,骗他说其母病重,想见他最后一面,康八爷不知是计,回家后就被形意拳高手尚云祥、马玉堂等人擒获。
康小八被关进深牢大狱,慈禧太后下旨秋后问斩。康小八深知自己罪孽深重,逃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
光棍就是光棍,康想明白了。硬气也是死,软骨头也是死,就是死,我也要为“光棍”这个称号增添光彩。
打定主意后,他开始辱骂狱卒:“小子,给慈禧老娘们通个风送个信,就说我康八爷活腻歪了,让她早点杀了爷!”
康小八除了吃就是睡,然后就是叫骂折腾,狱卒们见怪不怪,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满足康小八要求,尽量让他别再胡闹。
像他这种死都不怕的人,谁拿他也没办法。康小八在狱中待遇很好,天津卫“怡春院”的三个妓女很佩服这个硬汉,想为心目中的“英雄”献身,于是三人到狱中陪了康八爷一夜,据说三个妓女被康八爷折腾的够呛!
康小八在狱中大闹的事传遍了京津两地,消息传到了京城隆裕皇后(光绪的皇后)的耳中,隆裕向身边的太监了解情况,太监们把听来的消息添油加醋讲了一遍。
隆裕觉得这是个硬汉,杀了有点可惜,于是向慈禧太后建议把康小八押来让宫中女人们见识一下,慈禧也有此意,“能把他诏安最好了”。
康小八被押解到了宫中,他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宫女,但看到隆裕这个“丑八怪”发怒了。
康小八心想:“怪不得光绪看不上她,这么丑的女人也能当皇后”。康小八是抱着必死的决心,所以说话从没有忌讳:“你这屌样也配当皇后,我的压寨夫人都比你漂亮,找个钱和我睡都嫌恶心,我怕做噩梦,你赶紧去死吧。”
隆裕皇后哪受过这样的侮辱,哭着跑着去见姑姑慈禧太后。慈禧太后一听康小八欺负自己的侄女儿,勃然大怒去见康,当慈禧见到康时,康小八正和宫女们打情骂俏。
这些宫女只见过娘娘腔的男人,没见过如此“英雄”,康小八给了她们别样的激情,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不已。
慈禧干咳了一声,康小八一抬头,看到50多岁的慈禧,打扮的像一个30多岁少妇,不禁淫心摇荡,脸上堆满了淫笑。
康小八打定主意,要做一件轰动黑白两道的事情,那就是侮辱慈禧太后。说实话这事儿还真从来没人敢做。
康小八笑嘻嘻地说:“老寡妇想男人了吧,听说前些时你做了流产,身体恢复了让爷陪陪你,保准让你记爷一辈子,八爷的技术比你情人荣禄强多了,不信咱当场试试”。
康小八说完这些话,只吓得宫女们“俺呀妈呀”作鸟兽散。只见慈禧被气得脸上白一块、青一块,脸上的肌肉由于愤怒而抖动不已。
康小刚对这些视而不见,还在一边说风凉话。“要劫劫皇杠,要奸奸娘娘”哈哈哈……
康小八这不是作死吗?没错,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盛怒之下的慈禧改斩立决为凌迟处死,这是清朝自从1905年4月废除凌迟后唯一的最后一次凌迟处死。
康小八随即被押到刑场,只见他仰天长笑,仿佛完成了一件神圣的使命,毫无遗憾的面对凌迟。他对行刑的刽子手说,“20年后,爷又是一条好汉”。
事后统计刽子手一共在康小八身上割了4000多刀,共用了三天时间。在整个行刑过程中,康小八除了大笑几声外,没发出一点哀求之声。当割到3800刀时, 康小八身上没有一块好肉,整个人血淋淋的如同被剥了皮,康小八还问刽子手,“你看爷脸变色了吗”?除了两只眼外,那还有脸呢?刽子手心中暗骂。
康小八顽强的活了三天。据说到第4天头上,天空突然炸响了一个霹雳,随后下起了瓢泼大雨,人们都说康小八杀气太重引起了上天震怒。不管怎么说,康小八很好维护了“光棍”这一称号,他的传奇在强盗和黑道流传很广。
文/秉烛读春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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